為了給白人騰地盤，南非正在毀掉一個個黑人的家園，在這種情況下，象牙塔又一次受到了威脅。然而，在風雨飄搖的象牙塔和防範極為嚴密的監獄之間，也還有別的位置。有人認為自己的責任“僅僅是當一名作家”，但他仍麵臨著選擇。他可以很現成地將自己的創作組裝成社會現實主義的規格，向那些令他寫這類作品的人士交差，如此，他們可以使他得到解脫，他也算對社會有了交代。另外一種選擇，就是寫出喬治·斯坦納所說的那類作品，它“不是靠慷慨陳詞，而是靠小心求證……在提議的每一個關節，對於曆史佐證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均體現出公允的把握”。十九世紀俄國革命作家的偉大導師別林斯基勸導說：“不用擔心如何才能體現思想。假如你是詩人，你的詩作自然就會包容思想—隻要你自由地追隨靈感，你的詩就會具有道德性和民族性。”奧克塔維奧·帕斯在墨西哥為第三世界的需要疾呼。他認為“僅為一名作家”者也具有社會評論家的基本功能。這個責任源於產生了作家的語言集合體：“社會批評始於語法和意義的重建。”這是納粹時代以後，海因裏希·伯爾和君特·格拉斯所承擔的責任，也是當前南非作家肩負的使命。現在，諸如“分頭發展”、“重新安置”、“民族國家”等種族主義的委婉語充斥著南非政府的詞彙；它的語法體現了種族主義議會的原則，為白種人、所謂的有色人種和印度人種設置隔離的議院，但是定為黑人的南非大多數人卻根本沒有代表。現在，南非的黑人和白人作家正奮起揭露政府所用的語彙和法規的真實含義。
如果作家接受了外界對他的要求，進行社會現實主義的創作，結果會不會背離初衷，反而使他奉獻給創造新社會的能力無法有效地發揮？假如他接受了另一種責任，寫他自己願寫的作品，那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社會的現實需求？假如他的作品中包含著“他自己也沒意識到的”思想，那麼饑餓的人們能從這些思想中得到啟示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南非這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中，除了以上兩種選擇，別無退路。外麵是腐朽文化的不毛之地，南非草原上一排排為被迫“重新安家”的人所建的洋鐵皮廁所，就是這一文化的登峰造極之作。在南非，不論黑人作家還是白人作家，他進入人類團體—這是“社會”的唯一永久有效的定義—的基本姿態隻能是革命的姿態。
“上帝曾經表示過看法嗎？”福樓拜對喬治·桑寫道，“我相信偉大的藝術是科學的、客觀的……我不希望有仇恨、憐憫或者憤怒。為此，不偏不倚的公允描述便會像法律一樣莊重威嚴。”
將近一個世紀後，新小說作家們躍躍欲試，也來寫莊重威嚴的作品。他們從另一個媒體中搬來了靜物畫模式。作品應該隻是作品，以自身為目的，盡管詞彙、意象等構成作品的元素永遠不可能擺脫無數“片麵”的內涵。作家盡可能躲得遠遠的，不去理會社會的要求。他們殫精竭慮，竟都像弗吉尼亞·伍爾夫那樣，眼睛死死地盯著牆上的一個黑點，並以此為目的，而不是開端。不過，這一逆運動歸根結底似乎仍是某種社會責任的負變異。至少從現代主義運動以來，就有作家擔當起通過風格文體改造世界的社會責任。在南非和尼加拉瓜等國中，這種辦法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行不通，不可能成為作家的基本姿態。然而有些地方，威脅人類精神的並不是急劇的衝突，而是自滿、冷漠和倦怠；這種情況下，就有可能通過風格文體的轉變促使社會變革，有時還確實行之有效。象征主義者和達達主義者就試驗過這種徹底破舊的基本姿態，在鏟除舊形式的過程中，也可能為社會革新（塑造新觀念）助了一臂之力。但是無論他們促成過什麼樣的社會變革，那都已被完全不同的手段造成的局麵無情地取代了：歐洲、遠東、中東和近東、亞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到處彌漫著戰火，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在蘇珊·桑塔格稱為“拒不帶有政治性的文化革命”中，象征派和達達主義的繼承者之中產生了“……決心自我放逐……絕不做道德上有益於社區的事的……精神冒險家、社會賤民”—塞利納和克魯阿克采取的，就是這種基本姿態。然而，責任卻將手伸進了先知的革命宣言，令他們為它服務。薩繆爾·貝克特致力轉變風格，錘字煉字，脫去個性，使之幾如《聖經》般簡潔精辟。直接對全人類的命運負責，而不是對人類社會的某個部分負責，這就是貝克特所采取的基本姿態。這是天神使者的職責，而不是文化工作者的使命。這是逐出凡俗人世，卻又是受命俗界做出的最後聲明。貝克特究竟是世上最無拘無束的作家，還是最富有責任心的作家？
卡夫卡也是一位先知。他尋求通過風格的變化，轉變人的思想意識；他的基本姿態，也是針對人類命運的，而不隻是他所從屬的歐洲部分。他發出了絕望的信號，可是他本人對此卻渾然不覺。他以為寫作是一種離群的行為，使作家能“攜其所有，奔向月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