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在12歲那年就想當藝術家。這個念頭與二戰爆發時我的想法是一致的，那時我住在但澤的郊區。但是，我的職業發展的第一次機遇等待了好久，直到次年我在“希特勒青年”雜誌《伸出一隻手！》（HilfMit！）上發現了一個誘人的機會。那是一次有獎故事競賽。我立即寫出了我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受到母係背景的影響，這部小說題為《卡蘇比亞人》，但情節並未發生在這個人口愈來愈少的小民族的痛苦的現狀中，而是發生在13世紀的一段新舊交替時期。在那舊王已死新王尚未即位的權力的真空中，土匪、強盜把持道路，一個農夫對正義的唯一要求就是“袋鼠法庭”，即不依國家法律程序而私設的公堂。
我現在還記得起的是，對卡蘇比亞的偏僻鄉村的經濟狀況作了簡單交代之後，我開始描繪種種掠奪、搶劫和複仇的殺戮。掐死人、殺死人然後用烤肉的叉子串起來的細節比比皆是，被“袋鼠法庭”吊死處決的人也相當多。在第一章結尾，所有的主要人物和大批次要人物都死光了，有的被埋葬了，有的卻暴屍於野，填了烏鴉的肚皮。由於我的文體感不容許我把屍體化為幽靈，把小說轉變為鬼怪故事，我就必須承認這是一次失敗，我隻得給它一個意外的結尾，不必“未完待續……”。當然，這樣收場是不好的，但這個作家生手學到了一點教訓：下一次他應當對他筆下的人物表現得溫和一些。
我開始讀得愈來愈多。我有自己的閱讀方式：把指頭塞進耳朵。讓我解釋一下，我的一個妹妹和我在狹窄的環境中長大，家裏隻有兩間房，因此我們都沒有自己的房間，甚至經常擠在一個角落裏。長此以往，這反而變成了一件好事，也就是說，我在童年時代學會了在人群中間在嘈雜環境中如何集中精力。我可以在鳴響的鈴鐺聲中閱讀，我經常沉浸在書本的世界。
我的母親是喜歡開玩笑的，有一次，她拿走我已經咬了幾口的麵包卷，換了一條肥皂擺在我麵前，站在旁邊盯著我，可我一眼也不瞧就去拿肥皂，張口就咬，差不多嚼了一分鍾，那種怪味才使我從紙上的奇遇中走出來。這樣一來，母親就對一個鄰居誇耀說，她的兒子讀書時是如何聚精會神。
今天，我可以像小時候一樣全神貫注地閱讀，但我再也沒有像那次一樣著迷了。我家的書籍那時擺在藍色帷幕的窗格玻璃後麵的書架上。母親是一個讀書俱樂部的成員，她把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小說並列在一起，夾雜著哈姆森（Hamsun）、拉阿比（Raabe）和維基·包姆（VickyBaum）的小說。塞爾瑪·拉格洛芙（SelmaLagerlof）的《貝林的故事》是容易到手的。
我後來繼續到市立圖書館去讀書，但我母親的藏書給我提供了最初的衝動。她是一個謹小慎微的開店鋪的婦女，有時卻不得不把貨品賒給信譽不可靠的顧客。她也是一個極為愛美的人，經常靠簡陋的收音機聽歌劇，聽輕鬆的樂曲，高興地聽我講得愈來愈好的故事，她還經常去市立劇院，也多次帶我去看戲。
幾十年前，我在布滿虛構人物的作品中以史詩的筆觸描繪了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的童年軼事。今天，我在這裏重溫舊事的唯一原因，是為了有助於我回答這個問題：“是什麼把你造就為一個作家？”整天地陷入白日夢的能力，一般意義上的玩弄語言的工作，此外，與其說是為了我自己的目的還不如說是為了語言的目的，因為堅持真理就會成為一個令人討厭的人—一句話，被廣義地視為天才的東西無疑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是，所有這些突發奇想的才華，之所以能轉化為一種具有恒力和深度的載體，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牧歌中的那種突發性的政治介入。
我母親所喜歡的表弟，像她一樣是一個卡蘇比亞人，在但澤自由市郵政所工作。他是我們家的常客，總是受歡迎的人。戰爭爆發時，在赫維柳斯廣場郵政所的建築物上，我表舅和不少人頑強地抵抗一支納粹突擊隊的圍攻，他們堅持到最後一刻。失敗後，他們立即遭到審判。突然，他們在行刑隊麵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在一夜之間而且長久地再也沒有人提起。他成了一個不存在的人。但他必須活在我這裏，必須活在我所經曆過的那些年月裏：我15歲就穿上了軍裝，16歲時就品嚐了恐懼的滋味，17歲時落入美軍戰俘營，18歲時，我開始在黑市打工，當石匠的學徒並且開始學習石雕，並且準備進藝術學校。
寫作和繪畫，繪畫和寫作，天馬行空的詩歌，古怪的獨幕劇，我就這樣在作品中神遊，直到我發現了那些難於駕馭的材料—我對於審美愉悅仿佛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需求。在它的碎片下，到處都長眠著我母親心愛的表弟—那個波蘭郵政所職員，那個被槍殺了被埋葬了的人，那個僅僅被我（還有別的什麼人嗎？）發現了的人，那個被文學藝術的呼喚挖掘出來然後以別的名字和裝扮複活過來的人。這一次，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無不洋溢著生命和活力，仿佛他們依舊活著，而且，若幹章節連綴成篇，某些章節發展到結尾又生波瀾，從而使作者能夠不斷地許諾：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