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不斷地寫呀寫呀。我最初的兩部長篇小說《鐵皮鼓》和《狗年月》，以及插在它們之間的中篇《貓與鼠》，把我訓練成為一個青年作家。這幾本書結果引起反感，激起憤怒甚至仇恨。出於對祖國的愛而從事的工作可以被視為弄髒了故國老巢的勾當。從此以後，我成了一位有爭議的作家。
這就意味著，像在西伯利亞或諸如此類的地方被查禁的作家一樣，我進入了一個很好的公司裏。我沒有理由抱怨；相反，作家應當想到：長期爭議不休乃是一種令人鼓舞的現象，選擇這一職業就得充當冒險的角色。在適當地權衡利弊過後，作家總是以極大的愉悅想在高級的強力的菜湯中撈點東西，這是人生的一種現實狀況。這就是造成文學的發展類似於檢查製度的發展及其改進的一大因素。
作家總是揭開被捂住的傷口
權勢者的病態的情緒迫使蘇格拉底飲鴆而死，逼得奧維德四處流亡，導致塞內加（Seneca）割開了他的血管。多少世紀以來，直到今天，西方文苑的最甜美的果實仍然列在天主教會的“禁書目錄”上。擁有絕對權力的王公貴族的檢查製度，使得歐洲啟蒙運動從中學到了多少躲閃其辭的迂回戰術？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驅逐了多少作家，查禁了多少語言文字？多少作家成為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恐怖統治的犧牲品？今天，在諸如中國、肯尼亞和克羅地亞這樣的國家，作家處在怎樣的高壓之下？
我來自一個焚燒書籍的國家。我懂得焚毀可恨的書籍的欲望依舊是（或再一次成為）我們時代精神的一部分，必要時，它還找到了適當的電視屏幕來展現，從而擁有廣大觀眾。但是，更糟糕的是，對作家的迫害，包括暗殺的威脅和暗殺行為本身，在全球都有上升趨勢，因此，這個世界已經日益習慣於這種恐怖。
誠然，地球上稱其為自由世界的那一部分，有時會提高呼籲的聲音，例如，在1995年的尼日利亞，當諸如肯·薩羅－維瓦（KenSaro-Wiwa）這樣的作家及其支持者，由於采取反對所在國家的汙染物的立場而被判處死刑時，我們聽到了強烈的呼籲，但他們慘遭殺害之後，事情很快就恢複平靜，因為生態學的考慮也許會影響世界上的這個頭號石油巨擘的利益。
造成書籍及其作家如此危險以至於教會和國家、決策機構和大眾媒體感到需要出麵反對的因素，究竟是什麼呢？言禁和更壞的情況往往並不是直接抨擊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帶來的後果。更主要的原因總是因為文學作品所影射的這一思想：真理隻能存在於複數形式中，也就是說，不存在作為單數形式的唯一的真理，而隻有多元真理的集合體。正是這種文學的含沙射影使得這種或那種真理的捍衛者感到危險，感到性命攸關的危險。
因此我們遇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作家就其本義而言，是不能把曆史描繪成太平盛世的，他們總是迅速揭開被捂住的傷口，他們在關閉的大門背後窺視，發現了食品櫃裏吃剩的骨頭，發現有人甚至貪吃神聖的乳牛，或者，例如斯威夫特，他以反語建議：在英國貴族的廚房裏，不妨把愛爾蘭兒童“燒、炙、烤、煮”，好好享用。換言之，對於他們來說不存在神聖的東西，資本主義更不是什麼神聖的貨色，這就使他們成為冒犯權貴的人，甚至成為罪人。
但是，在他們拒絕與曆史的成功者聯手的一切事務中，最惹麻煩的是，他們樂於與失敗者，與那些有很多話要說卻沒有講壇訴說的失敗者攪在一起，評點曆史的進程。通過為失敗者代言，他們對成功者提出了質疑，通過與失敗者聯係，他們站到了同一陣線中。
當然，權勢者，不管在什麼時期，不管有什麼裝束，他們對某些文學並不反對。他們賞識它，用來裝潢門麵，甚至提升它。現在，它的作用就是娛樂，就是為消閑文化服務，就是掩蓋事物的陰暗麵從而給人以希望，給人以黑暗中的光明。他們最推崇的是一個“正麵英雄”，盡管與共產主義年代裏所要求的不盡相同。在自由市場經濟的叢林中，他很可能像蘭波（美國電影《第一滴血》主角）一樣以屍骨和微笑鋪平勝利的道路；他是一個冒險家，總是在戰役之間為了迅速出擊而冒出來，他是一個勝利者，一個把一連串失敗者拋在身後的大贏家，簡單地說，如此完美的角色為我們全球化的世界樹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