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們仍然在寫作。我們靠心中的承擔來寫作，如阿多諾在他的《最低道德：對被毀壞的生活的反思》（1951）中所說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標誌著一道斷層線，它劃下了文明史上一個無法填平的鴻溝。唯一的路徑是我們可以繞著這句禁令走。即使如此，阿多諾關於那堵牆的寫作已經把它的力量一直保持到今天。屬於我這一代的所有作家都與之作了公開的鬥爭。無人有保持沉默的欲望和能力。引導迷路的德國走上正道，引導它從田園詩中，從迷茫的情感和思想中走出來，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我們這些指頭曾經被燒痛了的孩子們，我們是否定哲學上的絕對論，拒絕接受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的思想者。懷疑和問難是我們的教父教母，灰色地帶的多元價值觀是他們傳授給我們的聖經。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這都是我強加給自己的苦行主義。後來，我發現了一種語言的豐富多彩，我要無所遺漏地坦承這種語言的一切“罪過”：它那循循善誘的柔和性，它用鉛錘測量深度的傾向性，它那極易適應的耐寒性，更不用說它的方言文采，它的不尚雕琢卻通體都是藝術細胞，它的種種離奇古怪，以及那種從虛擬語氣中綻開的美的花朵。
贏回了這種語言的資本之後，我們再投資以便賺取更多利潤。有人蔑視阿多諾的評判，也有人受到他的鞭策。在奧斯維辛之後寫作—無論寫詩還是寫散文，唯一可以進行的方式，是為了紀念，為了防止曆史重演，為了終結這一段曆史。因此，隻有這樣，戰後德國文學才能合理地說明：把普遍有效的“未完待續”運用到那個時代及其後代身上是事出有因的；隻有這樣，才能把揭開的傷口始終展現在那裏。假如有人極想忘卻甚至勒令忘卻的話，那麼，我們就反其道而行之，就以這句口頭禪開始講故事：“從前……”。
這個或那個利益集團總是要求考慮在最後一章會發生些什麼事情—他們嚷道：我們需要回到正常狀態呀！我們必須把我們可恥的曆史拋在後麵呀！他們叫嚷了多少次，文學就作了多少次反抗。這是對的！因為這是一種愚蠢到難以理喻的姿態；因為每一次戰後時期的終結，在德國都是被公開宣布了的，例如十年前，隨著柏林牆的坍塌和兩德統一，過去又追上了我們。
那時，即1990年2月，我在法蘭克福對學生發表了一次演講，題為“奧斯維辛之後的寫作”，我逐一談論我的作品。1972年出版的《蝸牛日記》中，過去和現在或交叉進行，或平行發展，偶爾也發生碰撞。兒子們問我應當怎樣界定我的職業，我答道：“一個作家，孩子們，是一個逆時代潮流而寫作的人。”
我對學生們說：“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作家並不是用膠囊包裹在孤立狀態中，也不是永恒的，他們把自己看作活在當下的人，他們甚至向時代的變遷展現自己，他們介入並且有自己的立場。介入的危險，堅持立場的危險，這是盡人皆知的。一個作家刻意保持的距離是令人可怕的；出自他手筆的語言必須活在人們的嘴邊；對當下事件的偏狹之見會使他胸懷狹小，能訓練有素地勒住想象的韁繩，才能自由地縱馬飛騰；有疾有徐地馳騁，才能氣息平和地越過征途的險阻。”
我當年的冒險多少年來一直未曾間斷。沒有冒險的作家職業會像什麼樣的行當？我們先姑且承認，作家應當有安全，比如說，文化局官僚的那種安全，可是，出勤登記會玷汙了他的手，他會淪為這種恐懼的囚徒。出於失去地位的恐懼，他會在神話落腳的領域、遍布崇高思想的領域裏最終失去他自己。但是，由過去不斷轉化而成的現在，最終還是會把他卷進來的，會把他擺在第三流作家的檔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