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每一個作家都屬於他的時代，不管他如何抗議自己生不逢時，都無法擺脫與他所處的時代的聯係。他並不是自主地選擇寫作題材，是某種選擇逼近了他使他別無選擇。至少我就不是自由地選擇的。假如我能隨心所欲，那麼，我會遵循美學原則，樂於在滑稽可笑的無害的文本中尋找我的美妙的處所。
可是，我不能這樣做。那時，瓦礫遍地，白骨成山，這是德國曆史母腹的產兒。要想減輕罪行，就要鏟除孽根。可是，我愈想鏟除幹淨，它就長得愈快。它是不能被簡單地低估的。此外，我來自一個難民家庭，這就意味著，除了驅使一個作家從書本到書本的一切因素—人所共有的雄心，對枯燥生活的恐懼，自我中心的機製—以外，我還曾經無法彌補地失去了故園。
如果通過講故事，還不能重新捕獲一個即失去了又毀滅了的城市的話，那麼，我至少可以重溫舊夢。這種係念使我不斷筆耕。我需要在我自己和讀者眼前把它變得清晰些。在我的肩上並不是沒有留下一點碎片，失落的東西也不能湮沒無聞，它可以通過文學的藝術而蘇醒過來，因為這種藝術可以再現一切崇高和卑瑣：一座座教堂，一片片墓地，船塢的嘈雜的聲音，環繞波羅的海的撲鼻的暗香，一種早已揚蹄出征卻依舊有伏櫪之溫情的語言，一種脫韁難收卻滿腹憂愁等待傾訴的語言，需要懺悔的罪孽，需要寬容的卻似乎從未被赦免的罪過……
一種類似的失落感給其他作家提供了魂牽夢繞的題材的溫床。在多年前我與薩爾曼·拉什迪的一次談話中，我們一致認為，失去的但澤對我來說，就像他失去了的孟買一樣，既是源泉又是垃圾坑，既是傷心別離地又是世界的肚臍。那種狂妄自大，那種濫殺無辜的場麵，在每一種文學的心髒部位都可以見到。對於能夠發現一切艱難險阻的故事來說，它是存在的條件。
煞費苦心的細節，敏感的心理分析，描繪人生片段的現實主義—光靠這些技巧並不能處理好我們的怪異的原始材料。像我們這樣受惠於啟蒙運動的理性傳統的作家，對曆史的荒謬進程的理解是成功的唯一解釋，它摒棄了一切別的推理性的解釋。諾貝爾獎金，隻要我們剝去它的典禮的盛裝，就會看到它根植於炸藥的發明中。人類思想的胚胎是隨著原子的分裂而形成的，而榮獲諾貝爾獎的基因分類研究給這個世界既帶來了福祉又帶來了悲哀。文學也是如此，它的根基隱含一種爆破力，盡管文學釋放的爆破力不是一種即刻的而是延後的行動效果，隻有在時間的放大鏡中才能改變世界，也就是說，無論是歡樂還是悲傷，它都通過宣泄而發生作用。
從蒙田到伏爾泰、狄德羅、康德、萊辛和利西滕門特以來，把理性的星火引進經院哲學的黑暗角落，歐洲啟蒙運動經曆了多麼漫長的時期。甚至這一點若明若暗的星火也經常熄滅在啟蒙的過程中，而這一過程，竟然是嚴格的檢查走向野蠻的禁絕的遙遠路途。然而，當這一道閃光最終照亮了世界時，它又轉化為一道冷酷的理性之光，局限於技術上切實可行的東西，局限於經濟的社會的進步。一種被宣稱為啟蒙的理性卻僅僅鼓噪了一陣基於理性的莫名其妙的行話（因此，它無異於不惜一切代價製造進步假象的上司的命令），結果一直灌輸給它的後繼者—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者都曾借用理性一詞互相攻訐）。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啟蒙運動的所謂的後繼者，這些輝煌的破產者已經為之奮鬥過的究竟是什麼貨色。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後繼者的延誤的行動及其言語的爆炸，已經把我們推到一種怎樣危險的境地。如果我們嚐試以啟蒙的工具來修複這一片廢墟，那僅僅是因為我們沒有別的工具。我們在恐懼中盯著資本主義上場，接著輪到他的弟弟社會主義—現在據說已經死亡了的社會主義，如何不可遏止地掀起一陣陣風暴，狂妄地重新表演了在假想中已經過時了的資本主義老兄的種種錯誤。
自由市場已經被轉化為一種教義，轉化為絕無僅有的真理。在一切權力甚至是無限權力的陶醉下，這些後繼者表演了最野蠻的遊戲，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蠶食鯨吞，除了牟取最大的利潤之外別無目的。毫不奇怪，資本主義正在表明，它本來就是沒有改革意向的冷血動物，正如曾經想扼殺它的共產主義一樣。全球化就是它的座右銘，就是它驕傲地宣告的一句無可挑剔的座右銘—沒有別的選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