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獲獎作家
JohnMaxwellCoetzee（1940－）
一
1944年10月，盟軍在歐洲戰場上鏖戰，而德國人則不斷地空襲倫敦，當此之時，時年五十六歲的托馬斯·斯特恩·艾略特在倫敦的維吉爾學會發表了他就任會長的演說。在演說中，艾略特壓根兒沒有提及正在發生的戰事，隻簡單說到—以他最拿手的英國做派，含糊其辭地、輕描淡寫地—“目前發生的一些事”，使他在準備演講時，很難找到需要的書。他以這種方式提醒聽眾，還可以這樣看待當前的戰爭：無論它如何規模罕見，在歐洲的漫長生命中，都隻不過是打個噴嚏。
他演講的題目叫《何謂古典》，演講的目的是要強調和重申艾略特長期提倡的一個觀點，即西歐文明是一個統一的文明，是從古羅馬經由羅馬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傳承下來的，因此這一文明最原初的古典作品必定是關於古羅馬的史詩—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這一論斷每被重申一次，重申者作為公眾權威的地位都已然更高幾分，到1944年，這個集詩人、劇作家、批評家、出版者和文化評論家於一身的人，可謂統領了英國文壇。這個人認定倫敦是英語世界的中心；並且，他用羞怯低調掩蓋內裏的堅定冷酷的意誌，有意識地使自己成為了那個中心的權威發言人。現在，他要把維吉爾推崇為世界中心羅馬帝國的主宰話語，而這裏的羅馬帝國是一種超驗意義上的帝國，這一點維吉爾是不可能理解的。
《何謂古典》並非艾略特最好的批評文章。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艾略特曾經推行過他的這番言辭，他的個人偏好對當時的倫敦文壇產生了巨大影響。然而在今日看來，這篇演說辭從頭到尾都有矯情之嫌，而且行文也有些陳腐。但它的思想性很強，而且，如果考究其背景的話，它的條理會更清楚，不像初讀時那麼令人一頭霧水。此外，它背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即二戰的結束一定會帶來一個新的文化秩序，帶來新的機遇和新的威脅。不過，當我為準備這篇演講稿而重讀艾略特的演講時，觸動我的是，艾略特根本沒有思考過他自己的美國性，或者至少他的美國出身，從而思考他在一群歐洲聽眾麵前推崇一位歐洲詩人時，自己所站的立場是多麼古怪。
我說到“歐洲人”，但很肯定的是，即便是艾略特的英國聽眾是否是歐洲人都是個問題，同樣，英國文學是否傳承自羅馬文學也是個問題。艾略特說他在準備演講時沒辦法重讀一些作家的文章，聖伯夫就是其中一個。聖伯夫在其關於維吉爾的演講中稱之為“整個拉丁語世界的詩人”，是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詩人，但不是整個歐洲的詩人。所以，艾略特要想指認維吉爾是歐洲文學之父的話，先得為維吉爾爭取一個完全的歐洲身份。同樣，他還得為英國爭取一個歐洲身份，雖然有時歐洲不願意給英國這個身份，而英國也不見得很想擁有這個身份。
我們且不要糾纏於艾略特是如何把維吉爾的羅馬和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牽扯到一起的細節，而讓我試問一下，艾略特自己是如何以及為什麼要成為地道的英國人，以至於得麵對這樣一個問題。
為什麼艾略特會“成為”英國人？我的感覺是，首先，動機是複雜的：部分原因是他有親英情結，部分原因是他是英國中產階級知識精英的鐵杆同盟，部分原因是他要掩蓋自己對美國人的粗俗氣所感到的尷尬，部分原因是他是個嗜好演戲的人，正在進行滑稽模仿（要做到被人當成英國人肯定是高難度的演出）。我可以推測出內在的邏輯順序是，首先在倫敦（而不是英國）定居，然後獲得一個倫敦的社會身份，然後進行一係列關於文化身份的思考，最終使他得以獲取一個包含和超越自己的倫敦身份、英國身份和英美身份的歐洲身份和羅馬身份。
到1944年，他的這種身份投資已經大功告成。艾略特已然是一個英國人了，盡管是個羅馬英國人，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他剛剛完成了一組詩歌，在詩中他命名了自己的先祖，在薩默塞特郡找到了他自己的東科克，艾略特家族的老家。“家就是一個人出發的地方。”他寫道，“在我的開始裏有我的結局。”“你所擁有的就是你不擁有的。”—或者，換言之，你不擁有的就是你所擁有的。他現在不僅強調這種歸屬感—這對他理解文化很重要，而且還為自己裝備了一套曆史理論，這套理論把英國和美國都界定為一個永恒的世界中心—羅馬—的兩個省份。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1944年艾略特在維吉爾學會做演講時，已經覺得沒必要把自己當做外來者，當做一個美國人在對英國人做演講。那麼他是怎樣在演講中表現自己的？
艾略特詩名顯赫，如日中天，還將非個人化（客觀化）原則引入了文學批評，但他自己的詩卻非常非常個人化，更不用說頗具自傳性了。因此，當我們讀他的維吉爾演講時，很容易發現其中包含一個潛文本，而這個潛文本說的就是艾略特自己。演說中艾略特的形象不是我們以為的維吉爾，而是埃涅阿斯，被以典型的艾略特方式理解甚至改造成了一個非常疲憊的中年男人，“更願意留在特洛伊，卻成了流亡者……流亡的目的比他所知道的要更重大，但對這種狀況他還是認可了”。“從凡人的眼光來看，他不是一個幸福或成功的人”，他的“酬勞隻是一片狹窄的灘頭陣地和一場出於政治目的締結的婚姻，而此時他已人到中年：他的青春被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