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涅阿斯生平最重要的羅曼史是他和狄多娜女王的戀情，以狄多娜的自殺為結局。艾略特挑出這段故事來，不是為了渲染情人之間的激越愛情，也不是狄多娜的殉情，而是要強調兩人後來在陰間相遇時所持的他所謂的“文明風度”，以及“埃涅阿斯沒有原諒自己……盡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命運前定”。我們不難在這個愛情故事中找到與艾略特自己不幸的第一次婚姻相似的地方。
是什麼樣的衝動—與客觀化完全對立—使得艾略特在這個演講中和這些聽眾麵前講述埃涅阿斯的故事，作為他自己生活的一種隱喻，不是我現在關心的問題。我想強調的是，用這種方式來解讀《埃涅阿斯紀》，艾略特不僅運用了它的流亡後建立家園的寓言—“在我的開始裏有我的結局”—作為他自己跨洲移民的範式—我不認為這是奧德賽式的移民，因為艾略特將埃涅阿斯受命運驅使彈射出去的拋物線軌跡置於奧德賽的漫無目的遊蕩、最終圓滿的圓形軌跡之上—而且也是利用史詩的文化底蘊來為自己撐腰。
因此，在艾略特呈現給我們的這個重寫本中，他，艾略特，不僅是維吉爾的忠守職責的埃涅阿斯，離開他出生的大陸，前往歐洲建立一個灘頭陣地（在1944年10月說“灘頭陣地”這個詞，令人不能不想起幾個月前的諾曼底登陸，以及1943年的意大利登陸），而且還是埃涅阿斯的維吉爾。如果說埃涅阿斯被重新塑造成了一個艾略特式的英雄，那麼維吉爾也被塑造成了一個頗像艾略特的“博學的作者”，他的任務，在艾略特看來，就是“重寫拉丁語詩歌”。（艾略特自己喜歡用的表達是“純淨部族的語言”）
如果我讓大家覺得，1944年的艾略特是在頭腦簡單地想把自己樹立為維吉爾再世，那我就得背上中傷艾略特的罪名了。他的關於曆史的理論，他的關於古典的概念，要複雜精密得多。在艾略特看來，隻可能有一個維吉爾，因為隻可能有一個基督，一個教會，一個羅馬，一個西方基督教文明，以及一部羅馬基督教文明的發源典籍。然而，他雖然沒有附和對《埃涅阿斯紀》做所謂基督複臨論闡釋，即認為維吉爾預言了一個新基督時代，但他也不接受如下的說法，認為維吉爾是被一個比他更強大的勢力所利用，以達到他不可能覺察到的目的，亦即在歐洲曆史這個更宏大的圖景中，他也許擔當了某種可以稱之為預言家的角色。
從內部看，艾略特的演說試圖重申《埃涅阿斯紀》是古典作品，不僅僅是以賀拉斯的標準來看—即已存在很久的書，而是在寓言意義上說：這是一本能讓艾略特的時代讀出自己的意義來的書。艾略特的時代讀出的意義不僅包括埃涅阿斯這個憂傷悲苦的中年鰥寡英雄的寓言，而且也包括維吉爾的寓言。在《四個四重奏》中，維吉爾是合成在倫敦廢墟中向火災防護區長艾略特說話的“亡靈大師”的詩人之一，對艾略特的影響比但丁更甚。從外部看，不帶同情地看，則此演說是在試圖為歐洲一項極端保守的政治計劃提供某種曆史支持，這項計劃在仇恨即將結束、重建的挑戰迫在眉睫的時候應運而生。粗略說來，這是一項有關由民族國家組成的歐洲的計劃，即盡一切努力阻止人們去國離鄉，本土的民族文化將受到鼓勵，同時又能保有統一的基督性格—實際上是要在這個歐洲保留天主教會，作為最主要的超國家組織。
繼續從外部看，從個人角度但不帶同情地看這篇有關維吉爾的演講，此演講可以看做是艾略特幾十年來所追求的目標的一部分，即重新定義和定位民族歸屬，好讓他，艾略特，不至於再被視為顯擺心切的美國文化暴發戶，給英國人和／或歐洲人做關於他們的文化遺產的演講，試圖勉勵他們不至於玷汙這份遺產—曾經和艾略特合作過的詩人埃茲拉·龐德後來一不留神也落入了此窠臼。從更廣義的角度看，這篇演講是試圖為西歐基督教社會找到一種文化一曆史統一性，把組成它的各個民族的不同文化看做一個更大的整體的各個部分。
這個計劃同戰後促成新北大西洋秩序的那個計劃不太一樣—使得那個計劃勢在必行的事件是艾略特在1944年所預見不到的—卻是高度協調一致的。艾略特的失誤之處在於他沒能預見到，新秩序的指揮中心在華盛頓，而不是倫敦，當然更不是羅馬。如果他有此預見性的話，一定會對西歐的實際演化方向大感失望—它是朝經濟共同體，更要命的是朝文化同質體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