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艾略特1944年的演講推演開來並加以描述的這個過程，是一個作家身上給我印象最深的地方：試圖創造一個新身份，不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樣在移民、定居、歸化和文化適應的基礎上獲取那個身份，或者說不僅僅通過這些方式—因為艾略特以他特有的不屈不撓做到了以上種種—而是通過給予民族性一個適合他自己的定義，然後運用他所有積攢起來的文化能量，將這個定義灌輸給有教養的人群，通過將民族性重新定位於一個特定—艾略特的是天主教—品牌的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之內，在此前提下，他不再是以一個初來乍到者的身份出現，而是一個先驅者，一個預言家；獲取身份進而宣告一個迄今無人懷疑的新血統—與其說新英格蘭和／或薩默塞特的艾略特家族的後裔，不如說是維吉爾和但丁的後繼者；或者至少可以這麼說：艾略特家族是偉大的維吉爾一但丁血統的異乎尋常的一脈。
“出生於一個半野蠻的鄉村，跟不上時代”，龐德如是形容他的休·塞爾溫·莫伯萊。跟不上時代的感覺，生不逢時的感覺，或者生存得扭曲不自然的感覺，充斥著艾略特的早期詩歌，從《普魯弗洛克情歌》到《小老頭》。試圖理解這種感覺或這種命運，確切說是試圖賦予它意義，是他的詩歌和批評所致力的目標之一。這種感覺在殖民地人中很是普遍—艾略特將這些人概括在他所稱的外省人名下一特別是殖民地的年輕一代，他們費力地想要將他們所承繼的文化與他們的日常經驗協調起來。
對這些年輕人來說，遭遇大都市的高等文化也許會是一種來勢強勁的體驗，卻不能在他們的生活中顯著地紮下根來，因而似乎存在於某個超驗的天地中。在極端的情況下，他們開始責備他們的環境沒有藝術，並且選擇生活在一個藝術世界裏。這是外省人的命運—古斯塔夫·福樓拜在愛瑪·包法利身上診斷出了這個病征，因而給他的病例分析命名為“外省風俗”—但尤其是殖民地人的命運，那些受宗主國的文化熏陶長大的殖民地人。宗主國通常被稱為母親國，但就眼下所談來看，更應稱父親國。
艾略特作為一個男人，特別是一個年輕人，極易接受審美的和現實的經驗，到了極為敏感甚至極為脆弱的地步。他的詩歌在很多方麵都是對這樣的經驗的思考，以及與之所做的鬥爭；在把它們組合進詩歌裏去的過程中，他把自己重新組合成了一個新人。這些經驗和宗教體驗也許不屬於同一種類。但它們屬於同一類型。
有許多種方式來理解像艾略特這樣的人生目標，我想挑出兩種來說。其一，是把這些超驗的體驗當做主體的原點，人生事業的所有其餘部分都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解讀。這種理解方式不再輕視維吉爾穿越許多世代傳到艾略特耳中的召喚。追隨那聲召喚，以此塑造自我，便是現世詩人的天職之一。用這種方式來閱讀艾略特，極為貼近他自己所選的方式：他把傳統定義為一個你無法逃脫的秩序，你也許試圖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你的位置在其中被決定，並且不斷地被後來者重新決定—事實上是一個完全超越個人的秩序。
另一種理解艾略特的方式是我剛才勾勒出來的那種社會文化的方式（一般來說是不帶同情的）：將他的努力看做是一個人試圖重新定義自己周圍的世界—美國、歐洲—的本質上很神奇的壯舉，而不是接受他並不顯赫的現實—他的狹隘學術背景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教育，隻能讓他在新英格蘭的某個象牙塔裏度過平凡的一生。
二
我想進一步拷問這兩種解讀方式—超驗主義詩學法和社會文化法，讓它們更貼近我們自己的時代，從我個人的經曆來切入，這在方法上也許有些輕率，但好在能把問題闡述得生動些。
1955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其時我正值十五歲，我在位於開普敦郊區我家的後花園裏晃蕩，思忖著要做點什麼，在那些日子裏，無聊是生活的最主要的問題。恰在那時，我聽到鄰家傳來的音樂聲。音樂結束前，我都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連大氣都不敢出。樂聲悠揚，似乎在向我訴說些什麼，這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體驗。
我當時所聽到的是在古鋼琴上彈奏的巴赫《十二平均律》的唱片。我是過了一些時日才知道這個標題的；在我十五歲時，我隻知道這是“古典音樂”，而且我對它的態度是有點懷疑，甚至有些敵視。後來我對這類音樂又多了些了解，才知道這個名字。鄰居家住著一個暫居的學生。放巴赫唱片的學生一定不久後就搬走了，或是對巴赫不再感興趣了，因為我不再聽到巴赫的音樂，盡管我總是很留意地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