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和肖言仰在酒店的大床上看電視，肖言手持遙控器沒完沒了地換頻道，我的頭枕在他的手臂上，開口道：“沒什麼好看的吧？沒好看的我們談談吧。”頻道還在變，映得房間的顏色也在跟著變。肖言語調平和：“談什麼？”我坐直身子，興致勃勃：“我也想回國了。”頻道不變了，定在了一個西班牙語的節目上，嘰裏呱啦的，卻喜氣洋洋。肖言吸入一口氣，再吐出：“也好，反正目前國內的金融業也正蓬勃。”他一邊說，一邊按動著遙控器。而我，蹦下床去直接關掉了電視機。
“你懂我的意思，是不是？”我光著腳站在床下，虛張聲勢。
“你也懂我的意思。”肖言這個躺著的人，也不甘示弱。
“我懂。你會一個人回國，至於我，與你無關，是不是？”這是我第一次挑開心中這個疙瘩，那就像是一把手術刀割開了我的肚皮，接下來，我要等待醫生告訴我，我腹中的這個瘤，是良性，抑或惡性。肖言是那個醫生，我等待他給我答案。
醫生說，抱歉，是惡性的。肖言說：“是。”
我哭了，哭得矛盾至極，淚水洶湧，卻無聲無息。
肖言把我抱到床上，讓我到他的懷中哭。我光裸的雙腳似佇立過冰天雪地，冰到刻骨銘心。肖言的聲音在我頭上嫋嫋：“對不起，也許我還沒有那麼愛你。”我藏入被子，藏得嚴嚴實實，隻有聲音鑽出：“沒有那麼愛我。沒有那麼愛我？說得好像愛我需要付出代價。我需要你付出代價嗎？”肖言不回答我，隻是隔著被子用力地抱了抱我。我隔著被子掙開他的懷抱：“肖言，我們明天回芝加哥吧，我們回家吧，明天就回去。”肖言沉默了良久，說：“好。”
我們一人睡在床左，另一人睡在床右，中間隔著一道鴻溝。我不知道肖言是否熟睡，我隻知道我熟睡了，像一個剛剛結束手術的病人。
第二天，我一覺醒來，眯著眼睛看了看表，差10分鍾8點。我騰地一下跳下床，大叫：“肖言，要遲到了。”肖言迷茫地看著我衝入洗手間，我一邊刷牙一邊繼續大叫：“你快點，就剩10分鍾了。”
10分鍾後，我和肖言又登上了旅行團的大巴車。導遊一聲令下，司機一腳油門踩下，我們就開往下一個目的地了。我氣喘籲籲，卻又因瞥見了玻璃車窗上映出的自己的臉，而屏住了呼吸。我大驚失色：為什麼，我生出一對金魚眼？驀然，我記起了前一夜的大哭，記起了我說我想回芝加哥的家，記起了我和肖言之間的鴻溝。
我捂住臉對肖言說：“我傻了，我就是個傻子。”肖言抱住我，說：“傻姑娘。”
我糊裏糊塗地又繼續了旅行，沒能立刻回到我和肖言在芝加哥的家中，雖然，我不能抑製地想念那裏，想和肖言回到那裏，雖然，糊裏糊塗的我其實也並不知道，等回到了那裏，我又能怎樣。
我媽打電話給我，問我的近況。我閃開肖言，對她說：“身心健康。”我爸的聲音擠入：“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匆匆打斷他：“可惜，我還小。”我爸劍鋒一偏：“小？小也得工作啊。”我中劍：“爸，您看您，一共才說了兩句話，就像兩座大山一樣把我壓垮了。”我爸的千斤被我四兩撥回：“好好好，你慢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