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18日，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把正式宣布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的主要夥伴”的建議提交給國家安全委員會審議。最後，該委員會作出決定，以裏根總統確定的美國在中東的夥伴優先順序為準。10月29日，裏根簽署了111號命令，該命令的最重要條款是，規定與以色列建立軍事聯盟。這樣一來，1981年11月30日，美國與以色列簽署的“戰略協議”一下子就得到了恢複。此前，由於以色列對黎巴嫩采取的軍事行動超越了與華盛頓簽署協商的框架，美國決定凍結該協議。現在一切又都恢複到正常。
但是，這絕不意味著華盛頓準備為“軍事盟友”而犧牲自己的利益。1983年，也就是總統簽署了111號命令之年，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責成下屬研究製定阻止以色列研製“幼獅”戰鬥機計劃。以色列的這個計劃對美國有兩點不利：一，美國不得不為其提供資金，為此需要花費數十億美元，這要比向以色列提供美國生產的飛機代價高得多。以色列在該領域一旦獨立，就可能給美國軍工企業造成損失；二，五角大樓擔心，接下來以色列會把自己生產的戰鬥機賣給中國或南非共和國。盡管以色列人采取了有力措施，試圖通過在美國的院外遊說集團的積極活動抵消美國人的決心，但“幼獅”戰鬥機的研製方案依然被撤銷了。有趣的是，負責落實以色列研製戰鬥機方案撤銷工作的是美國國防部官員多夫·紮海姆。他負責五角大樓的預算，以與美國的以色列社團和軍工集團中的以色列人關係密切而著稱。在多夫·紮海姆完成了國防部長溫伯格部署的任務後，阿倫斯說他是“家庭的叛徒”。其他姑且不論，多夫，紮海姆此前曾被稱作“拉比”（猶太教中負責執行教規、律法並主持宗教儀式的人——譯者注）。
多夫·紮海姆因工作勤勉而獲得提升：1985年至1987年底，他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兼管計劃與資金司。90年代初，他成為麥道公司（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顧問。該公司負責生產F-15戰鬥機。他對該公司和五角大樓施加影響，以便弱化以色列對美國把該種戰鬥機賣給沙特阿拉伯的抵觸情緒。
指出下麵一點也很有意義：多夫·紮海姆後來成為積極的新保守主義者，幫助小布什入主白宮。副總統切尼的競選團隊提名他為五角大樓的監察員和財務總監。2004年中期，他參加了現實威脅委員會的恢複工作。該委員會的任務是協助美國政府與伊斯蘭作鬥爭。
多夫·紮海姆的工作表現得最為典型：首先，他表現出，即使是在裏根任總統時期，美國的利益高於一切，盡管裏根被公認為是美國最親以色列的總統之一。其次，以色列在美國的院外遊說集團總體上認為，美國對以色列的最主要原則是，不要越過美國利益這個雷池一步。這便是美國的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與以色列鷹派的觀點經常出現差異的原因所在。
還有一個典型例證。1985年11月，美國海軍反恐中心特工喬納森·波拉德被捕，指控他充當了以色列間諜。當有人向裏根總統彙報此事時，總統說：“為什麼他們幹這種勾當？我們對他們實心實意，可他們卻對我們忘恩負義。”盡管以色列方麵和在美國的院外遊說集團對美國政府施加了強大壓力，喬納森·波拉德依然被美國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喬納森·波拉德竊取並轉交給以色列的情報，用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的話說就是：“這些情報事先被規定隻供內部使用。把它泄漏到國外就會給國家安全造成沉重打擊”。當然，美國與以色列特工機構分享過情報，但那是有節製的，恰到好處的，迫使以色列沒有機會脫離美國監控獨立行事。如果以色列違反這個規則，美國就會效仿“喬納森·波拉德事件”予以嚴厲懲處。
以色列有一些政治活動家頭腦始終都非常清楚，以色列與美國保持緊密關係極其重要，但依然想在華盛頓的“懷抱”中給自己留出更多的機動空間。
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修建猶太人定居點問題，是美一以關係中最特殊的刺激因素。美國從來沒有對以色列敲過桌子，但是，卻經常提醒以色列，美國並不支持以色列積極移民的行為。在喬治，布什任總統和詹姆斯，貝克任國務卿期間，情況就是如此。他們在把以色列作為盟友的同時，首先擔心的是巴勒斯坦人反對以色列占領的鬥爭，也就是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反對以色列占領的鬥爭。於是，他們就要求以色列總理沙米爾抑製“移民熱情”。在奧巴馬總統入主白宮的最初階段裏，美國向以色列發出停止修建猶太人定居點的呼聲最高。
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停建新的猶太人定居點，是美國對以色列的經常性要求。但是，這並非是美國與以色列關係中時常出現的唯一問題。在科威特危機和波斯灣戰爭期間，以色列強烈建議為美國領導提供服務。但是，老布什指望組建必須有阿拉伯國家參加的，首先是埃及、敘利亞和沙特阿拉伯參加的美國聯盟，而以色列的行動可能會破壞該聯盟結構。此外，華盛頓還強烈要求沙米爾總理，如果以色列遭遇導彈襲擊，不要對伊拉克采取任何反製措施。以色列共遭到40枚伊拉克導彈襲擊，但沙米爾還是聽從了布什的勸告，盡管導彈襲擊給以色列國內造成了心理衝擊。
這樣一來，對於以色列來說，就連其在最敏感的安全問題上，美國的利益也占了上風。事實上，為了緩和局勢，美國曾經給以色列安裝了若幹“愛國者”反導係統，但並未奏效。不過，伊拉克的導彈實際上並沒有給以色列造成什麼損失，包括人員和財產損失，可風險還是很大。這期間，我參加了克裏姆林宮組建的“危機應對小組”，當時問過蘇聯國防部長德·亞佐夫，伊拉克是否會往導彈的彈頭裏填裝核燃料（太空偵察報告說，伊拉克的核反應堆已經封罩）把導彈變成放射性武器，他回答得很肯定。與此同時，人們還擔心薩達姆·侯賽因會把導彈當作化學武器使用。幸運的是，他沒有冒險走這一步。
最終，沙米爾與沙龍決定，動員在美國的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反對布什。當1991年9月12日布什在向全國人民發表講話批評美國的親以色列組織時，他的呼籲得到了國會的支持。這種美以對立可能不是布什敗選的唯一原因，但畢竟他沒有贏得連任。而在以色列1992年的選舉中，沙米爾也敗給了拉賓。許多專家認為，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沙米爾挑戰了美國總統。而美國的以色列社團大部分給布什投了反對票。
在老布什任總統期間，美國調解中東衝突的積極性在馬德裏會議之後便消退了。而在克林頓任總統期間，特別是在第二個任期裏，美國積極介入調解中東衝突事務得以恢複，但卻無果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