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已經持續了60多年。在這期間，偶爾會出現對通過調解解決衝突的期待掌聲，但這又往往會被長期的不信任情緒所替代。與此同時，該地區的衝突要比其他任何地區的衝突對國際關係體係的負麵影響都大，而且具有戰火燃燒的常態化趨勢。這對世界和平構成了嚴重威脅。更重要的是，21世紀核戰爭危險的元素可能給中東危機增添了更大的威脅。
我們真希望能為未來全世界的利益尋找到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何況阿以衝突調解的藍圖已經以雙方妥協解決的方式繪製出來，其中包括以色列停止占領1967年戰爭中獲得的阿拉伯領土，成立巴勒斯坦國，簽署巴以和敘以和平協議，就確保以色列安全達成協議等。顯然，該藍圖中還應增加一些涉及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敘利亞人利益的內容。那麼，又是什麼因素影響到添加這些內容呢？
美國對中東調解過程的壟斷
我們記得，人們曾經對2001年底由四方——美國、俄羅斯、歐盟和聯合國組成的四方調解機構抱有多麼大的期待。四方調解機構繪製出“路線圖”，所有各方都口頭表示同意分階段調解巴以衝突的時間表。分階段調解的依據，不僅是因為一下子解決衝突雙方相互關係中所有複雜問題是不可能的，而且還因為分階段調解的目的被確定為：成立巴勒斯坦國，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實現公正的和平。
我們之所以抱有期望，是因為為達此目的，集體調解的常設機構第一次為達此目的而開始發揮作用。組建四方調解機構應該標誌著打破了美國對中東調解使命的壟斷，擺脫了已被事實多次證明過的模式：盡管美國發揮重要角色，但卻毫無合理性可言。
喬治·布什離開白宮前夕，美國在中東的活動非常活躍。國務卿賴斯在該地區花費了大量時間。當時還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布什總統不想僅僅以一位美國總統的身份載入史冊，不想在他的領導下美國的伊拉克軍事行動以失敗而告終，因此他極為關注能否獲得中東調解人的桂冠。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於美國提議在安納波利斯市的會談期待頗多，尤其是在會談前夕。美國總統曾發表聲明說：“這個會議一定會成為獲得國際支持的信號，因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開始就建立巴勒斯坦國並實現兩國人民之間的和平而展開了談判。”
安納波利斯會談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引用賴斯的話說，在安納波利斯會談後，緊接著應該在莫斯科舉行另外一次中東調解會議。這句話給人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華盛頓終於認識到，隻有經過多方麵的不懈努力，才能促使衝突雙方坐到談判桌前。
2007年11月5日，弗·弗·普京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舉行了會談。其中談到了中東問題。當時這個問題引起了他們的特別關注。普京對溫家寶說，俄羅斯支持巴以在安納波利斯市舉行會談，“將其作為圍繞中東問題召開廣泛國際會議的第一步。我們與安納波利斯會談中的所有各方都保持著經常性，甚至是直接的聯係。受我之托，目前，普裏馬科夫正在中東地區周遊列國與各國領導人接觸”。
俄羅斯總統將安納波利斯會談與即將在莫斯科召開的中東調解會議捆綁在了一起，後一項使命落在了我的肩上。在與阿拉伯各國以及巴勒斯坦領導人的接觸中，我意識到，應該利用這樣一個論據：中東調解過程的連續不斷有助於這些國家向安納波利斯派出代表團。對此敘利亞作出肯定的答複，這非常重要，因為它強化了一種預期：在這次由布什總統提議召開的旨在調解巴以問題的會談後，在接下來的莫斯科會議上就可以開始有力推動敘以“賽道”的進程。我可以提前指出，我所會見的各國領導人都會一口同聲地承認，俄羅斯在中東調解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不可或缺。持有這種意見的還有馬哈茂德·阿巴斯、奧爾默特、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的埃胡德·巴拉克、巴薩爾·阿薩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阿布·穆薩。
為落實俄羅斯總統賦予我的使命，我是從訪問拉馬拉（約旦河西岸）並會見巴勒斯坦政府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開始的。他對我說，他覺得，令各方非常想達成協議的環境早已不複存在。阿巴斯強調說，他想把自己是否參加安納波利斯會談的決定與預先簽署一個巴以文件聯係在一起。用他的話說，這份文件應再一次重申各方應落實“路線圖”第一階段所規定的措施。我建議阿巴斯去參加安納波利斯會談，即使在沒有就該文件與以色列達成一致情況下。否則，人們會指責巴勒斯坦人破壞會談。擬議中，這個會談將在莫斯科得到延續。阿巴斯回答說，他接受這個建議，不過，請我暫時不要對以色列人講（他知道第二天我可能去會見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和國防部長巴拉克），因為他仍然想事先草擬一個協商文件。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我與以色列總理見了麵。最開始，奧爾默特先開口說：“作為布什的朋友，我同樣明白，美國離開俄羅斯是不行的……不利用目前良好的局麵，以色列的右翼就會重新執掌政權，而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也會執政。”但是，在他作出這個判斷後，接下來的話題就不輕鬆了。奧爾默特說，在與美國國務卿賴斯協商後，他的印象是，美國有可能同意敘利亞不以獨立方身份參加安納波利斯會談，而是作為阿拉伯國家聯盟的成員參加。我回答說，以這種形式參加會議，這是否符合巴薩爾·阿薩德的意願，我對此表示懷疑。如果敘利亞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談，這可能使整個中東調解過程成功起步。
我感覺到，以色列總理不敢越賴斯確立的雷池一步。不過，最終他還是請求道：“如果您對阿薩德說，您的印象是，奧爾默特樂於看到敘利亞代表團參加安納波利斯會談，那我不會反對。”
同一天，我還會見了以色列國防部長巴拉克。他對於邀請敘利亞參加會談表現出興致盎然。值得注意的是，在談論這個話題前，他請在座的所有人，除我之外，都離開房間。接下來是我和他一對一的會談。巴拉克說，他認為巴薩爾·阿薩德是“領導敘利亞的最佳人選，他不屬於那種對美國計劃更迭敘利亞現政權頗有靈感的人”。巴拉克請我向阿薩德轉達，他讚成在沒有任何先決條件下與他舉行直接談判，這裏的先決條件是指戈蘭高地的命運問題。巴拉克說，在與賴斯會談時，他指出，一定要邀請敘利亞參加安納波利斯會談，“以現階段巴以調解利害相關國名義參加”。
11月6日，我在大馬士革會見了巴薩爾·阿薩德。他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他同意敘利亞代表團赴安納波利斯參加會談，並認為有必要接下來在莫斯科繼續談判。阿薩德還說，敘利亞準備與以色列進行調解談判，但是，最初的談判隻能是在有第三方參加情況下進行，而在莫斯科可以與以色列坐到一個談判桌前。我認為，弗·弗·普京建議敘利亞派遣代表團去安納波利斯參加會談，這對於促成這件事起到了顯著作用。
在大馬士革，我還進行了其他一些會談，其中包括與哈馬斯運動政治局領導人邁沙阿勒的會談。這次會談的主要內容是：對於我以俄羅斯總統名義提出的關於巴勒斯坦人停止從加沙地帶向以色列領土發射火箭彈的建議，邁沙阿勒表示將與其他同事研究一下。他認為，一切都取決於以色列，它必須停止其針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邁沙阿勒還確定，在以色列作出積極回應情況下，哈馬斯可以停止從加沙地帶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也可以阻止其他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襲擊行動。
11月7—8日，我在埃及我會見了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阿布·穆薩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阿布，穆薩的意見是，為了使安納波利斯會談獲得成功，以色列必須首先暫停在被占領領土上修建新的猶太人定居點。他甚至擁護對巴以談判進程確定明確的時間表。阿布·穆薩說：“問題在於，在安納波利斯會談結束後，要馬上，比如說在3個月內，舉行莫斯科會議。而在安納波利斯會談和莫斯科會議之間的時段裏必須恢複敘以‘賽道’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