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穆巴拉克總統，他幹脆就直接聲明說，如果撇開敘利亞，安納波利斯會談注定要失敗。穆巴拉克還說，他已經將這個意見告知了賴斯，而“她開誠布公地回複說，美國關注這次會談的成功，因為在伊拉克、伊朗，現在又加上巴基斯坦這些複雜背景下，我們要在某一方麵尋求突破。”穆巴拉克饒有興致地傾聽了我的講述，在拉馬拉、特拉維夫和大馬士革，我是如何執行俄羅斯總統委托的。
似乎，一切都在證明調解進程會得到延續。可以直言不諱地說，我們與美國達成在莫斯科召開另外一次調解會議的共識，使得安納波利斯會談結果不盡如人意。然而，莫斯科會談也未果。華盛頓把責任推到以色列身上，而以色列又推回給華盛頓。就在這樣的扯皮中，幾個月的時光便流逝掉了，接下來，幾年的時光也一晃而過。美國壟斷中東調解使命的路線依然占上風。在這種情況下，四方調解機構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奧巴馬總統入主白宮後表現得頗為樂觀。在執政的最初階段裏，他對中東調解發表了一係列原則立場，其中包括：要求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停止修建猶太人定居點；必須成立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的邊界劃分應該以1967年邊界線劃分，雙方自願交換部分領土。他還說，耶路撒冷應該成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兩個國家的首都。但是，在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壓力下，他很快就不再堅持自己最初的保證，顯然，他是擔心自己在2012年大選中的地位遭到削弱，屆時他將作為總統候選人爭取連任。
巴勒斯坦因素
2006年1月，哈馬斯在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議會選舉中重返政權，這無疑對地區局勢和巴以和平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哈馬斯究竟代表什麼？為什麼它會在選舉中獲勝？對中東局勢能否正確理解，對未來局勢變化的預測是否可信，這都取決於我們能否現實地、客觀地回答上述兩個問題。
在以色列占領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許多年間，直至1994年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成立，巴勒斯坦民眾的社會經濟生活都是由一些非政府組織管理。這些組織建立了相應的機構：醫療機構、農業管理機構、利用“天課”（伊斯蘭教濟貧稅）在最貧窮的民眾中分配商品和現金。還成立了教育最高委員會，關注地方大學是否符合通行的教育標準及其畢業生能否就業等問題。在這些社會機構的背後有4個政治組織的身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線（巴解陣線）、巴勒斯坦解放運動（法塔赫）、哈馬斯和共產黨。因為所有這些政黨都處在地下狀態（法塔赫在1993年奧斯陸協議後才於政治舞台亮相），後來這些組織的成員才公開宣稱自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線成員稱自己為平民黨黨員；法塔赫成員稱自己為民族主義者；哈馬斯成員稱自己為伊斯蘭教義者；共產黨成員稱自己為民粹主義者。
由於擔心巴勒斯坦各組織的影響力不斷加強，以色列占領當局竭力挑撥其中較激進的民粹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相互對立。它特別擔心法塔赫和巴解陣線，所以把伊斯蘭教義者分離出來。有這樣一種傳說：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不僅仔細製定了相關計劃，而且還把計劃送到了這些人手裏。1987年巴勒斯坦人反對以色列占領的鬥爭第一次爆發後，特別是2000年第二次反以鬥爭浪潮爆發後，哈馬斯開始成為更加激進的政治力量。
2006年，在沒有任何人操縱的民主選舉中，哈馬斯獲勝，進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受美國支持的以色列聲稱，它不會與哈馬斯接觸，因為這是一個恐怖主義組織。與此同時，我們再一次回憶起：梅納赫姆·貝京和伊紮克·沙米爾這兩位以色列前總理，他們過去都曾是真正的恐怖主義者，英國委任當局曾出高價懸賞他們的人頭。當他們通過選舉進入到以色列政府時，沒有任何人去懷疑與他們接觸是否具有合法性。
對待哈馬斯的態度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戰勝國際恐怖主義的條件是，把恐怖主義與那些對伊斯蘭極端分子表示同情或者持中立態度的“穆斯林街”區別開來。至於獲得大多數巴勒斯坦民眾支持的哈馬斯運動，其意識形態中有兩個元素交織在一起：一個是伊斯蘭教元素，另一個是民族主義元素。如果說以前哈馬斯追求在該地區建立一個伊斯蘭教國家的話，那麼現在反對以色列占領便成為了它的主要目的。我們有根據認為，哈馬斯在加沙地帶執掌政權後，其在意識形態層麵上的民族主義元素而非宗教元素得到了加強。
哈馬斯在伊斯蘭教教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發生的這種變化，還附加有下麵一種元素：在進入反對以色列占領階段後，它組建了卡桑旅軍事組織。該組織與哈馬斯政治領導層有著緊密聯係，不過，該組織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又自主行動。不論是美國還是以色列都非常關注該組織的發展。例如，1998年1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阿拉法特在華盛頓會談期間，美國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試圖使他們和解，於是提出一個確保安全的計劃，其中包括禁止哈馬斯組織卡桑旅的活動對以色列軍隊有一個秘密規定：隻消滅該軍事組織的武裝分子。
哈馬斯的卡桑旅確實廣泛使用了恐怖主義行為攻擊平民，並將其作為一種鬥爭手段。以色列的反恐怖主義方法也是以恐怖方式實現的。在阿曼大街上襲擊哈馬斯領導人之一邁沙阿勒事件就曾轟動一時。以色列特工用一個銀白色物件壓住他的耳朵，把導致癱瘓的毒藥噴射進去。兩位以色列特工因此而被捕。為了這件事，侯賽因國王幾乎要與以色列斷交，並警告說，一旦邁沙阿勒死亡，被抓的以色列人將被移送法院並判處絞刑。內塔尼亞胡親自去了趟約旦，但是，侯賽因沒有接見他。當時，以色列送來了解藥，同時從監獄中釋放了70名巴勒斯坦人，以便息事寧人。在被釋放的70人中就有哈馬斯運動的締造者艾哈邁德·亞辛教長。
2001年以後，以色列開始實施針對哈馬斯政治領導人的定點清除行動。2004年艾哈邁德·亞辛教長被導彈擊中身亡。早在他死亡之前，哈馬斯的立場開始發生了變化。就在他死亡的當天，艾哈邁德·亞辛曾在會見加沙地帶記者時聲明說，他的組織將參加巴勒斯坦選舉，在以色列人離開加沙地帶後，還將參加政府機構。值得注意的是：贏得大選後，哈馬斯甚至不再提依照伊斯蘭教法典組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政治主張。
哈馬斯贏得大選本身就極具標誌性意義。腐敗猖獗，盡管巴勒斯坦經常獲得重要財政投入，但巴解組織仍無力改善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社會經濟狀況，使其迅速滑向崩潰的邊緣，這些因素可以歸納到哈馬斯獲勝的內部原因。而外部原因，毫無疑問，是以色列拖延談判的政策，對已經簽署的協議不履行的政策。所有這些都強化了巴勒斯坦內部對談判失去信心的看法，認為談判毫無前途可言，隻有依靠武裝鬥爭才能增加談判砝碼。不論是巴勒斯坦平民，還是以色列平民，都成為了這種鬥爭的犧牲品。當然，這毫無道理可言。
接下來發生的事件改變了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局麵。哈馬斯迅速摧毀了法塔赫的武裝抵抗，獨自對加沙地帶實施了管控。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相互之間分割開來。在政治層麵，巴勒斯坦人出現了分裂，這對中東衝突調解進程產生了消極影響。阿拉伯世界整體上依然支持法塔赫和馬哈茂德·阿巴斯，但是各國立場並非鐵板一塊。堅決支持法塔赫的有埃及和約旦。敘利亞持中間路線，對哈馬斯有更多好感。伊朗也持這種態度，盡管它不是阿拉伯國家，但在中東事務中卻越來越扮演重要角色。
當然，形勢還是比較嚴峻的。總體看，以色列的立場使得這種嚴峻程度有所加重。以色列與國際上的廣泛意見相左，居然做出了反人道的舉動，對加沙地帶實行經濟封鎖。被這種經濟扼殺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激怒了的四方調解機構代表詹姆斯·沃爾芬森憤而辭職，以示抗議。中東曾經以他的名義舉行過談判。他是個性格直率、誠實忠厚的人，曾使用以下語言來解釋自己辭職原因：“令我震驚的是，有人為了獲利，居然把孩子攆出學校並讓巴勒斯坦人挨餓。”我們曾有緣相識，當時我任俄羅斯聯邦政府總理，而他是世界銀行總裁（詹姆斯·沃爾芬森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對我國政府抱有好感的外國人要人之一，這話是他自己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