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四）
說一回多餘的話
——我寫《白鹿原》創作手記
陳忠實
在我業已出版的六十餘種小說、散文選本和文集中，隻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出版第一本書——短篇小說集《鄉村》時，我寫過一篇不足千字的《後記》，留下我當時欣喜而又鼓舞卻還屬按捺得住的情狀。後來還給少量幾種小說和散文集子寫過《後記》或《自序》，卻不是我的自願，是責任編輯帶有強迫性的要求，在於這幾種書屬於出版社各種選題的叢書，規定凡入選這套叢書的作者都必須寫《自序》或《後記》，我不能搞特殊化的例外，便寫，以維護叢書體例的統一性。後來找到一種省事的途徑，把某一篇短文作《自序》，後麵附加一個“代”字，雖然有點勉強，得了該書責任編輯的寬容，也就了事。
不是我偷懶，也不是我擺什麼架子，而是出於我對寫作的可能屬於偏頗的理解——作家是用作品和讀者實現交流的，作家把自己對現實或曆史生活的體驗訴諸文字，形成獨立體驗的小說或散文，發表出來，在各種職業各種興趣的讀者那裏發生交流，如能獲得較大層麵讀者的呼應，無疑驗證了作者那種體驗和表述那種體驗的藝術形式的可靠性和可行性，作家的寫作用心和探索也就實現了。如果自信作品基本展示了自己的體驗，就沒有必要作那種多為解釋作品的《後記》，這不僅是相信不相信讀者審美能力的事，也是作家自己麵對讀者自信不自信的事，相信讀者會理解作家的體驗，也會接受確實較為完美的表述藝術；反過一個角度，如若作品表述的體驗得不到讀者的呼應，表述的形式又難以為讀者所欣賞，那麼，《後記》作怎樣的解釋都是難以彌補的。我的這種理解可能屬於一種偏見，卻幾十年難以改變，甚至形成一種意識深處的障礙，一旦某種叢書統一要求寫《自序》或《後記》，便有多此一舉的逆反。
《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編成，我卻自己反了自己的常態，想要寫一篇《後記》，著意不全在解釋這本小冊子，倒是想說明這本小冊子的成因。
2004年冬天，上海文藝出版社和陝西作協聯合在西安召開文蘭的長篇小說《命運峽穀》研討會，責任編輯修曉林和出版社副總編輯魏心宏都趕到西安來了。兩位都是老朋友，相見自然高興。尤其是魏心宏，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康家小院》，甚得他的賞識，在他編輯的《小說界》推出，並獲該刊獎，給我剛剛開始的中篇小說創作探索以莫大的鼓舞。這回在西安剛一見麵握罷手，魏心宏直言不諱地對我說，他來西安首先是參加《命運峽穀》研討會，第二件事就是要約我寫自傳。他的熱情和真誠讓我一時啞口。稍作緩解後，我也真誠地告訴他，我還沒有寫作自傳的打算。我又給他解釋，自《白鹿原》出版十餘年來，先後有五六家出版社約我寫自傳，我都謝絕了，現在還沒有改變。這樣給他解釋的同時，心裏卻隱隱有著一縷虧欠。我隨後便有了彌補這種虧欠的一個動議，試寫《白鹿原》的寫作手記，著重點在寫作生活本身，而不在作者的自傳。他欣然應允，說好。
待魏心宏回滬，我也很快冷靜下來，便又有點後悔，陷入一種遊移不定的矛盾心態。其實，關於《白》的寫作手記這個選題，也不是我突然想到的，是不止一家雜誌的編輯給我出的題目，我都謝辭未寫。我之所以不寫這種創作手記，因由類似於不寫《自序》或《後記》，作家某一時段發生的某種自以為新鮮而又獨特的體驗，形成作品並公之於世，這就應該完成了一次創作過程，相信讀者會理解作家的體驗，也會感知隱藏在文字裏的內韻和隱秘，就沒有多少必要再說文本或文本之外的話了。基於這種理解，十餘年來，除了與記者和編輯的采訪對話，我沒有寫過關於《白》的文字。和魏心宏約定之後，很快陷入寫了好還是不寫好的矛盾心態，竟然一拖就過了兩年。魏心宏沒有催稿，我也基本偏向且確定還是不寫為好，隻是心裏還隱隱有著食言失約的虧欠。不料到2007年春天，《江南》雜誌張曉紅電話約稿，讓我寫一些有關《白》書寫作前後的有趣的事兒。我稍作斟酌之後便答應試一試。我基本爽快答應試寫，主要的因由還不完全是她說的“讀者對此話題很感興趣”，而是把隱存在心裏對魏心宏的虧欠又攪起來了。我瞬即反應出純屬個人的小打算，試寫一篇有關《白》書寫作的有趣的事兒，通過《江南》雜誌公之於世，看看讀者有何反應，然後再確定要不要接著寫下去。如若讀者不感興趣，甚至有負麵反應，那自然就該到此為止，虧欠魏心宏的食言失約，也無法彌補了。我很快擬定了四個話題：《意料不及的寫作欲望》《卡朋鐵爾的到來，和田小娥的躍現》《枕頭，墊棺作枕》《沉靜與鬆弛》，寫下近兩萬字，送給張曉紅閱審，不久，便在《江南》刊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