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2009年11月3日
災難與文學的斷想
譚楷
有關地震題材的詩歌、報告文學和小說，眼下統而言之，叫它“地震文學”。若不是“5·12”汶川大地震，我們不會如此關注有關“地震文學”的話題。
其實，隻要沾上“文學”二字，就不好讓“地震文學”成為“計劃單列城市”，在文學國度內搞特殊。自然災害中還有洪水、火山爆發、旱災、冰災雪災，還有最近把台灣地區折騰苦了的莫拉克台風。如果單列出個“地震文學”，就要單列出“洪水文學”、“火山文學”、“旱災文學”、“冰災雪災文學”和“台風文學”。愚以為，把它們列入災難文學比較妥當一些。反映戰爭，人類自己製造的災難的作品，也應屬於災難文學的範疇。
在“5·12”汶川大地震後的最初半個月，我頭暈目眩，處於混沌狀態。我當時有個感覺，就像是演《竇娥冤》進入角色，哭得天昏地暗，觀眾聽不清台詞。當時讀到許多催人淚下的新聞，我就想，文學是不是要跟新聞較較勁，比一比誰更會放催淚彈？後來想想，不是。
多地震的日本，在二十世紀初，出了個地球物理學家寺田寅彥，同時又是散文大家。他的名言“天災總是在人們將其淡忘時降臨”在日本可謂家喻戶曉。直到百年後的“5·12”，才被中國傳媒廣泛引用。
今年7月，我聆聽了二十五名中科院院士專家在學術會議上的講話。他們強烈呼籲：我們付出了十萬人生命的慘重代價，付出了8900億元的經濟損失，這一筆學費不能白繳啊！我們要讓中華民族的子孫，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都記住那些寶貴的經驗教訓。
我們的《國歌》像一位智者，一位永遠清醒的老人。我們的劣根性，被他明明白白道出來：隻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當年，富有遠見卓識的開國元勳，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我們的《國歌》，就是要時刻提醒我們居安思危。我的長篇報告文學《大震在熊貓之鄉》序章是“國歌永遠清醒”，我沒有在放催淚彈上下功夫，我力求能寫出一些眼淚之外的反思。
由此，我想到，麵對大災難，文學不是慶功大會的總結，文學更不是作秀。文學是什麼？是良心。我將《大震在熊貓之鄉》的寫作，當做我的“良心工程”。
平時，一座山看不出什麼。若是突然遇地震，造成大滑坡，半匹山塌陷，地質學家會看到若幹億年前地殼變動的痕跡，考古學家或許能看到史前文明的灰燼，那一座山的層次因地震而暴露無遺。
在臥龍，睡進地震棚，心中念叨得最多的是杜甫的詩：“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自經喪亂少睡眠，常夜沾濕何由徹。”寫戰爭災難，杜甫老頭讓我五體投地！
寫地震題材的文學作品，不妨回顧一下俄羅斯作家的戰爭文學（也是災難文學）作品。
比如寫二戰，最初是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那樣的表現英雄主義的作品。英雄主義寫了十年之後，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將筆鋒轉向了普通人，寫一個在戰爭中失去了所有親人的退伍軍人，領養了一個孤兒的故事。這個普通人，也是英雄，他笨拙的手為孤兒縫補衣衫並不亞於任何英雄的壯舉。後來，瓦西裏耶夫的《這裏的黎明靜悄悄》讓我震撼得幾天睡不著。幾個女兵都是英雄，但她們都是姑娘，全都犧牲了。英雄的價值與生命價值孰輕孰重？
再後來，拉斯普京的《活著，但要記住》居然寫了一個逃兵，讓我這樣的習慣於讀英雄的中國讀者難堪。難堪之後，你不得不回答一個問題，人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
戰爭與自然災難，突然把人推向了漩渦之中，最終要回答的問題是，生還是死？在描述生與死的故事時，人性，這個永遠繞不開的核心，考驗了古往今來的所有作家。
繞了一大圈，才悟道，其實不存在什麼“地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