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近清明，倍思故人。江曉天同誌離世已半年了，一直想寫些文字緬念這位老領導、我心中的老師，但思緒亂紛紛的，不知從何說起。他走得太突然，李茹同誌在電話中一句：“興葉，老江走了，上午在電梯裏……”驚得我瞠目結舌，隻是“啊，啊”的不知如何應對，因為之前兩天我給李茹的電話中還說過了節便去看他，他的離去一點沒有征兆。
我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調入文聯理論研究室的，在研究室工作的八九年裏，我有幸受到賀敬之、馮牧、陳荒煤等文藝界老前輩老領導的教誨與培養，而直接領導我、幫助我成長的便是江曉天同誌。這是我一輩子永遠感激的。
老江早年參加革命的曆史，他五六十年代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作時做出的傑出貢獻（出版了“三紅一創”、《李自成》等新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研究室的年輕同誌都不太了解，因為他不太在我們麵前提起那些往事。他在大家心目中樹起的威望，並非憑借過去的輝煌，而是他樸實、真誠又睿智的人格魅力。
對黨忠誠、工作認真、生活儉樸，是老江這一代共產黨人的共同品質，我親曆的幾任領導都給我這樣的感受。而在老江身上，我強烈感受到的是他對文學事業的熱忱與愛，對同誌、特別是對他的屬下的關心與愛護。他是一個既有原則，又極有人情味的共產黨人。
老江對文學事業的熱忱與愛，許多老同誌比我了解得多，我隻想說說他對我們這些屬下的關心與幫助。
記得1980年的春節，他與丁寧、非光等研究室領導挨家挨戶給大家拜年。我很感動，感到這真是革命隊伍中的優良傳統，但也沒深想。過了兩個月，辦公室的同誌突然給我二十元錢（當時我們的月工資也就五、六十元），說是經室裏研究給你的生活補助。我很奇怪，問為什麼，我又沒申請。辦公室的同誌說了，領導們春節看了大家，回來後老江對他們說，看了看大家，興葉家最窮，什麼也沒有，要我們關心關心。聽了，一股熱流登時湧上心頭。當時我自認為早年的苦日子已經熬過去了，眼下雖不富裕也不感到困難，隻是房子小點，東西少了，也習慣了。沒想到老江他們隻待了十幾分鍾就已經看在眼裏記在心中，回去還關照了辦公室，真是個知冷知暖關心部下的好領導。
八十年代中，我妻子患病要住院開刀。那時，能住上一個好一些的醫院，找上一個好的手術大夫很困難。我與妻子又都是遊子，在京城無親少友。一天，無意中在室裏談到這些煩心事，被老江聽到了。他馬上說，有辦法，找劉波。當時我都不知道劉波是誰，能幫什麼忙。老江說是作家曲波的愛人、《林海雪原》中小白鴿的原型，一直在衛生係統工作，請她幫忙沒問題。於是他便打電話、寫信，讓我去了劉波大姐家，也第一次見到尊敬的作家曲波。他們十分熱情，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妻子順利地做了手術。記得當時曲波對我說，曉天讓辦的事，沒得說。讓我深感他們對老江的情意。
另有一件事也是令人難忘的。八十年代初，為加強研究室建設，要調入些業務骨幹，其中有北京市的張維安同誌。記得他原是一所中學的老師，在批判“四人幫”、文藝界“撥亂反正”的論戰中寫了不少好文章。在辦調動手續過程中，張突然患病，是癌症。手術出院後還調不調他，上下都有議論，怕調來後舊病複發成為負擔。但老江仍堅持原議：調。他認為張是個人才，不能因為有病就棄之不顧。既然我們有過承諾，不管將來如何，組織都得管。張上班後，給大家印象很好，是個德才兼備的好人。不幸的是，一年以後他的病又複發並轉移了，大家都非常難過，都想為他做些什麼。張幾十年來一直要求進步，多次申請入黨，因為家庭社會關係等原因沒能如願。研究室支部研究認為，根據張的一貫表現，這個時刻應該是討論他的最後願望的時刻了。我們把這想法與老江彙報，老江特別支持，說這事做得對，要趕快抓緊辦。當我們做一項項具體工作時，他又主動去跟文聯黨辦講清情況。於是很快這次申請人缺席的支部大會召開了。記得是老江第一個發言，支持支部討論接納張維安同誌加入中國共產黨，說了他的心情，一是欣慰，二是沉重……那次支部大會給每個參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個人都默默地祈禱能在張維安身上發生奇跡，也衷心祝賀他政治生命的誕生，並且都感到自己感情上得到一次淨化。會後我們將會議的錄音送到了張維安同誌的床頭……老江對同誌的關心，研究室人人都能講出幾件事。例如新來的司機大王是三線返京工人，居住在地震棚般的棚戶內，老江了解後馬上找文聯有關部門協商，爭取到一間宿舍；辦公室老劉的兒子大齡且有病，是老劉的一塊心病，老江又千方百計幫助安排工作……那些事例太多了，在老江身上自然又平常，分外又分內。於是，我漸漸明白了，老江是真正實踐著“我們來自五湖四海，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