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我離開了研究室，但他一直關心我的境遇、我的工作。我們雖不常見麵，但心是相通的。從八十年代起，我在業餘時間也寫些短篇小說，那些習作大都先讓老江看過。九十年代寫完第一部長篇，修改了四五遍，但仍不自信。最後請老江看了，他提了意見，修改後再請他看。他看了決然地說：“行了，就這樣，別動了。”那語氣那神情我至今難忘。他的判定也給了我自信，以後又斷斷續續寫了第二部、第三部。2005年10月，他在病中又為我閱稿，一個星期讀了六七十萬字，還詳細地談了意見，這些都讓我萬分感激。
老江走了，我失去了一位老師、一位兄長，我常常想念他，也添了份孤獨，以後遇到煩心事，少了一個聽我傾訴的人。最後我想說，寫這篇短文，一是在清明時節寄托我的哀思，二也希望文學界能多出現像江曉天那樣的好編輯、好領導，那是文學事業之幸，也是文學人之幸。
原載2009年4月4日
懷林斤瀾先生：一個晚輩的回憶和追念
張頤武
林斤瀾先生去了。
我感到了悲傷，但更多的卻是惆悵。那個我們曾經如此真摯地投入了我們的感情、迷戀文字的魔力、探索文學的未知空間、發現現代漢語的新的可能性的時代，那個我們度過了青春時代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已經如此之遠了。而林斤瀾先生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先驅者和開拓者，也是在那個時代以自己的努力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人。斯人已逝，但過化存神，他的創造精神和溫厚性格仍然在給予我們啟迪和教益。對於我來說，林先生其實是那個文學的狂飆時代的一個標誌、一個象征、一個精神的坐標。
今天的年輕人不太了解林先生和他的寫作了，也不會知道當年他對於我們的意義了。林先生當年對於文學的影響是當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他的精神和作品屬於那個時代，卻超越了那個時代而具有了永恒的價值。林先生本人也已經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他在豐富了自己時代的文學的同時，也給了今天和未來的中國文學特殊的精神遺產。對於林先生來說，他的寫作是執著的和堅定的，他的探索和對於人性的體察是深入的，但同時他從來都是寂寞的，包括在他最“紅”的八十年代，其實他的寫作還是偏於一隅，是真正“小眾”的。喜愛他的作品的人從來就不是多數，他也不可能獲得公眾性的名聲和影響，但他卻靠著自己並不多的短篇小說，為我們和中國曆史的一個關鍵的時期留下了自己的見證。
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知道林先生的時候，是由於他1978年發表的一篇相當長的短篇小說《竹》，這部小說當時還由電影學院的教授汪歲寒先生改編成了電影，名字也叫《竹》。在當時這部根本沒有受到過關注的電影還是有自己獨到的試驗的。我那時還是一個愛好文學的中學生。這部作品用書信體寫成，整個小說就是一個下鄉到母親曾經戰鬥過的南方竹鄉的女兒和母親的通信。情節不脫當年“傷痕文學”潮流，但其文筆和對水鄉竹林的描寫還是可以看出作家的情懷和表現力。這裏的“竹”被作者寫得格外有神采和風致，文筆也有林先生特有的高度凝練和對於文字的考究。有一段寫竹子開花就是死亡的段落，到今天還讓我記憶深刻。其實林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是有名的作家，但他真正有影響的作品都是在《竹》之後寫出的。九十年代中葉，我為湖南文藝出版社編一部《全國小說獎獲獎、落選代表作及批評》（短篇卷），在1978年第一屆短篇小說評獎落選小說中惟一選了這篇《竹》，不是為了它的故事，而是為了那一片“竹”和那獨特的文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