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整個八十年代林先生都和他的好友汪曾祺先生一樣進入了他們創作的“盛期”。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樣在應該是創造力最強的青年和中年時代，沒有充分展露自己創作才華的機會，他們都是到了將近六十歲的時候才顯露了才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前所未有的理解。林先生1981年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的《頭像》，寫的就是才華被埋沒的痛苦和經過了長期壓抑後的噴發。這篇小說當年和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記事》一並獲獎，開了“新時期”文學的新路徑。林先生關於溫州家鄉的“矮凳橋”故事和具有極為深沉寓意的“十年十癔”係列都是八十年代文學的最重要、也最堅實的收獲之一，今天再讀仍然並不過時，無論獨特的文筆和意象，或是立意和思考，都應和了時代同時又超越了時代。
初次和林先生見麵的人，會覺得林先生是個“好好先生”，人情練達，對於世道人心有深刻的理解，為人圓融。汪曾祺先生有一篇寫林先生的文章，題目就叫《林斤瀾！哈哈哈哈……》，這四個“哈”讓人印象深刻。其實林先生是外圓內方，他的個性和思考都有強烈和執著的一麵。汪先生的文章就點出了林先生的這一麵：“斤瀾平時似很溫和，總是含笑看世界，但他的感情是非常強烈的。”這種風度其實是古典的，也是一種圓潤而堅硬的“玉”的風格，但林先生又是現代的。他對於小說藝術的思考也是非常強烈的。他不斷地嚐試小說文體的新的可能性，嚐試給予小說新的生命，在這方麵他是異常執著的。所以，他對於西方來的新理論非常感興趣，也相當熟悉。他多次和我談起後現代主義和結構主義等等，也談過諸如約翰·巴思、馮尼格特、羅布-格裏耶這樣的作家，他對於這一切絲毫也沒有隔膜和厭倦。比起許許多多比他年輕許多的人，他對於新事物敏感得多，也開放得多。這其實不是“趨時”，而是通過對於小說的不斷追求達到對於世界不斷的新的發現，在這時，他總會和許多新的事物劈麵相對，總是要深入到這些事物的深處去探究它內在的奧秘。我那時被許多人視為一個熱衷時髦理論的年輕人，但林先生和我談得來，他對於新的理論有深入而獨特的理解，往往能夠從感受中悟到新理論的精髓所在。而林先生從小說寫作裏悟出的理論，其實對我有極大的啟發。讓我知道，理論和現實不間斷地對話才會有闡釋的力量。林先生自己也寫對於小說的思考，那些文章其實有極高的理論性，也有非常通達的見識。
我想，在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寫作中，汪先生和林先生可謂“雙峰並峙”。如果說汪先生打開了“抒情”的路徑，而林先生則打開了“象征”的路徑。兩個文壇前輩其實接上了中國現代小說被中斷了的傳統。汪先生是感性而抒情的，林先生卻是沉思而象征的。汪先生的文筆隨性衝淡，林先生卻是煉字煉句，每一句都有耐人咀嚼的深厚意味。林先生其實是最大限度地開掘現代漢語表達能力的人。他在小說中所做的如同寫詩，短小卻意象紛披，境界深遠。“十年十癔”裏麵的那些詭異的形象、怪誕的故事其實都是將短篇小說的力度和強度推向極限的作品，這些作品裏的“黑色幽默”確實是現代主義的，但它的文筆卻接近傳統。情景好像是中國的筆記小說式的，但其內涵卻充滿了內在的“現代”的緊張和吊詭。劉心武先生曾經說林先生的小說是“怪味豆”，正是道出了林先生為旁人不可企及的妙處。他在八十年代那個中國發生劇烈變化的時代，為小說的藝術和中國人對於人性的體察提供了獨特的參照，也為當時的年輕寫作者開辟了道路，八十年代後期直到九十年代一直持續的“實驗小說”的潮流，林先生實開其端。
曆來喜歡龔自珍的絕句，其中有一首紀念他的前輩同鄉詩人宋大樽的絕句，可以表達我此時的心境：忽作泠然水瑟鳴，梅花四壁夢魂清。杭州幾席鄉前輩，靈鬼靈山獨此聲。
林斤瀾先生安息。
原載2009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