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明不僅在詩歌創作中頗有建樹，他還是一名享譽文學、出版界德高望重的編輯家。他培養的文學青年、編輯出版的書籍難以計數，那種不計功名、甘為人梯的高尚情操為業界廣為傳誦。他所編輯的《老作家文集》囊括了當時在世的一大批文學大家的經典之作，其中有郭沫若、夏衍、曹禺、巴人、臧克家、劉白羽、周立波、艾蕪、郭小川、徐遲、田間等等。這批書籍不僅成為當時學界的一道靚麗風景線，也是文學長河中彌足珍貴的典籍。
晏明老師離開我們兩年多了，一直在我們的思念中。
原載2009年5月23日
蘭氣息玉精神
——悼李子雲
顧驤
“到死未消蘭氣息，他生宜護玉精神”。黃仲則這兩句詩，是李子雲在評論宗璞大姐作品時引用的。黃仲則《兩當軒集》中的這兩句詩冰心很喜愛，在《寄小讀者》中引用過，我的印象好像還不止一次。如今，作為馨香一瓣，持贈敬奠於子雲靈前。
6月10日清晨，急促的電話鈴聲，傳來了金堅範同誌的哀告：子雲昨晚去世。頓時，一片茫然，悲難自已。怎麼會呢？一點預兆、一點預感都沒有。一個多月前我們還一起吃過飯呢，兩周前我們還通了長長的電話。這些年雖然她心髒不太健康，不時住院。但是她很樂觀，見麵仍然議論風生。我又一次感到人生的無常。
就在4月底，上海的淮海中路衡山路口，一家西式餐館，我與她還有徐俊西晤敘。暮春中午，馬路兩旁的法國梧桐已濃陰蔽日，這裏仍是上海市區比較安靜的地段。似乎還可以找到當年法租界霞飛路的影子。她的家就在這附近一幢祖傳的故宅裏。這裏存留著較多的老上海氣息。
席間，她交我一包材料。她告訴我，上海市檔案局向她征集有關夏公的資料；她翻箱倒櫃，結果連帶找出一批近三十年前我給她的信件。那時，我在北京，她在上海與茹誌鵑一起擔任《上海文學》雜誌副主編（巴老還掛主編之名）。我們通信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前後有五六年。這批信件有二十多封，雖然我在不少信末叮囑“請閱後付丙”，但她還是固執地保留了。我感謝她珍藏這一片友情。這批信函，攜歸旅邸，夤夜展讀，往事曆曆，恍若隔世。返京後我在電話中與她商量：這批信函都是交流那個曆史轉折時期思想文化領域信息，文壇動態，評文論事，交換識見。我擬交報刊發表，公諸同好。雪泥鴻爪，或可窺時代風雲一片。對於有心的文化史家、思想史家、文學史家，或許能作一得之貢。她欣然同意。我們還核對了若幹事實。這幾天，我正在謄抄、校訂這批信函，與她重溫往昔的交談，怎麼她就倏然而去了呢？從此，人天睽隔，音斷語絕，永無再見之期。蝴蝶夢中，杜鵑枝上，家萬裏，月三更，子雲魂歸何處！
與人相處、相交有一個底線。首先得看他在大時代中的作為及立身行事，是對我們國家、人民、社會作出積極的奉獻還是相反。我敬重子雲的人品與文品。她是新時期那場思想啟蒙運動中文學界一員驍將。那些年，《上海文學》作為地方一本文學期刊，十分注重發表理論文章。它的獨特見地為人所共知。它在1979年以“本刊評論員”名義發表的、批判“文藝是階級鬥爭工具”的文章，具有振聾發聵的震撼力，影響整個文藝界。這篇文章已經載入新時期思想發展史冊。這篇文章是在當時上海作協黨組書記鍾望陽同誌支持下寫的，望陽同誌是大好人，人們都在懷念他。也是在茹誌鵑配合下，小周（周介人）協助下，主要由子雲執筆寫成。“文革”結束，人們批判了“文藝黑線專政論”“文藝黑線論”“三突出論”，下一步怎麼辦？“撥亂反正”，難道“反正”隻是反到“十七年”的軌道上去嗎？“十七年”那條路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都有體驗。那條路越走越窄，勢難再走下去了。反思文壇，最主要的問題是文藝與政治關係問題，即文藝與階級鬥爭關係問題。橫亙在文藝界頭頂上有三條繩索，即“文藝為政治服務”論，“文藝從屬政治”論和“文藝是階級鬥爭工具”論。這三論不破，文藝很難前進一步。子雲以她理論上犀利的識見，首先揭櫫了批判“文藝是階級鬥爭工具”的旗幟，在全國具有很大影響。這在當時是需要膽量和勇氣的。
當然，子雲的主要成就還是因為她作為女性評論家，以她清新明麗、行雲流水的文字，對女性作家、女性文學敏銳細膩的審美感受，所寫的一篇篇女性作家評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壇上，為人們喜愛，為文學界矚目。她確實是一位才女，這並非是恭維之詞。她是新時期女性文學評論家群的代表。這種曆史地位無可爭議，為女性評論家所公認。她是中國文學史上女性主義批評的開拓者之一。從上古到近代中國文學，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學。女性文學隻是作為附庸與點綴而存在。專門從事女性文學批評的女評論家更是闕如。直到“五四”，具有現代意義的女性文學方始誕生，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第一個女性作家群落，群星燦爛，蔚為大觀。可是女評論家群呢？抱歉了。關心女性作家的還是幾位男性作家。茅公寫出《冰心論》《廬隱論》，魯迅對蕭紅《生死場》予以鼓勵。馮雪峰評丁玲，傅雷評張愛玲都是有影響的文章。是上世紀第二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春風，催發了新時期女性文學的芳菲桃李。女性作家老少鹹集、聯袂而至，而且破天荒地出現了女性評論家群落。三十年來，女性文學批評與研究、性別文學批評與研究成績斐然。老中青幾代的女評論家、研究家，卓然有成的，掰手指頭數數恐已超過半百。在理論上、學術上超過子雲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子雲是這個女性文學批評群落形成的“帶頭羊”，她在實踐中形成的獨特的風格與個性是罕有可比肩的。她評茹誌鵑、王安憶母女，自從茅公用“清新、俊逸”四字評價《百合花》，這似乎已成了茹誌鵑創作風格不刊之論。子雲自出機杼，發現茹誌鵑“在從容外貌下透露出一種內在的不撓的執著與頑強”，拈出了她創作個性的“英氣”。在王安憶還是剛剛破殼而出的小雞雛張開新奇的眼看這個世界時，子雲就肯定了她豐富與細膩獨特的感受生活的能力。如今已蔚然大家的張抗抗，在她剛嶄露頭角，在“文革”結束後的文壇上，第一聲喊出“愛的權利”而受到不公平指摘與批評的時候，子雲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仗義執言，態度鮮明地加以嗬護。張潔不到兩千字的散文《拾麥穗》，寫一個七八歲的醜陋女孩大雁，要嫁給一位賣灶糖的白胡子老頭。這個獨特的人物關係構思，使許多讀者感到“怪”！它的深度，它背後內涵的意蘊，是表達在貧困的、寂寞的社會裏一種要求被人疼愛、要求溫暖的渴望。它被子雲掘發出來了。沒有一副懂音樂的耳朵，怎麼能欣賞美妙的樂曲呢？對男性作家，她對王蒙與他的作品知之甚深。她與王蒙共同運用一種通訊與對話方式的評論樣式，使得她的評論文章充滿親切感。周揚在一次會議上給予稱讚和表揚，惹得文學界一些朋友不滿，原因是他們對話所談的一個中篇小說，文學界有不同評價，人們以為周揚是支持這篇作品的。那時氣氛還好，作家並不懼怕與意識形態領域高官意見相左而被扣上“反周揚”帽子被打成右派；而周揚覺得他的表揚是對這種有別於以往那種冷漠的八股式、評論家站在作家之上判決式文學批評的“對話”評論的肯定，對於他們所談的小說，他並未去讀。但是，他也隻是對人們的誤解報以苦笑而已，不以為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