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當了廠長後，“第一件工作就是繼續抓隊伍建設，他充分預見‘東影’不僅是建立和發展東北電影事業的基礎，而且也是建立和發展新中國電影事業和培養新中國自己的電影人才的基地……”（羅光達《著名電影藝術家、人民電影事業領導者——袁牧之》）母親朱心遺文：“為了緊跟形勢，老袁狠抓新聞攝影隊伍同時，又積極抓緊時間從老區來的幹部中挑選編導人才，主要是導演……從未碰過電影的老區幹部，一下子要他們學當導演，實在是難啊！一位後來成為著名導演的同誌，剛開始時，沒有信心，但在老袁的勸說下表示試試看，不行的話，還回去幹老本行。就這樣老袁一點點地教他們，把著手教，從不會到會到精，其中有十幾位在全國解放後，拍了許多很有影響的好影片，成為名導演。”
與此同時，為了迎接解放後電影事業發展的需要，繼續不斷補充新生力量，他先後在東影創辦了四期電影訓練班，“辦一所中國自己的電影大學”是父親滯留蘇聯時期就萌生的發展中國電影教育的心願，此時的培訓班便是初期的經驗準備和教育實踐。
“一至四期訓練班共培訓了學員七百多名，結業後分布在人民電影事業的行政、發行、技術、藝術的各個方麵。第二期特別是第三期學員結業後，多數學員分配到了新聞攝影隊。當時，正是遼沈戰役勝利進展的時候，許多剛結業的學員立即隨前線攝影師去參加戰地攝影，不久後又隨人民解放軍進軍山海關，去參加平津戰役、渡江作戰和解放全中國的戰鬥。”（程季華《袁牧之與新聞紀錄電影》）“工農兵電影”的口號是父親提出來的，拍攝工農兵電影給工農兵看，使無產階級真正成為電影主人翁，體現人民當家做主人的人民電影。而在當時的戰爭形勢下，更以兵為歌頌的主角。這一精神在建國後更得到進一步實現。
父親遺文：“1948年冬，我收到東北局宣傳部轉來中宣部的電報，問我兩個問題：1.明年（1949年）東影的生產計劃；2.全國形勢開展後，你有什麼打算？我就寫了兩個報告，經東北局宣傳部轉中宣部。後來又收到中宣部回電，其中有一句話說：‘等北平解放以後，請你來北平主持全國電影工作。’這樣，我就在1949年3月來京主持電影局的工作。”
經過不到一個月的緊張籌備，中央電影管理局於1949年4月5日在北平正式成立，父親出任第一任局長。百廢待興，從零開始，父親深感這使命的神聖和責任的重大。首先在接收國民黨官僚資本電影產業及舊有電影機構的同時成立了北影、上影，加上原來的東影構成了人民電影的三大國營製片基地。他的思考是使國營電影企業在電影生產上起絕對主導地位，成為主流聲音。二、重點抓新片創作生產，讓國產進步電影占領市場，擠垮英美消極片壟斷。三、在當時電影生產經驗和國情基礎上，製定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製度和方針政策，這些製度法規奠定了我國電影事業管理體製的基礎；四、建立了全國電影發行放映網。父親在他領導建製的“東影”發行網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和建立了擴大發行網的組織保證，在各大區都成立了影片發行公司，形成了從中央到大區的兩級電影發行網絡，並開始建立國外的發行代理關係，1951年成立了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五、勝利舉辦“南京放映訓練班”和“新片展覽月”。六、“辦一所中國自己的電影大學”是父親由來已久的心願，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先於1950年6月成立了電影局表演藝術研究所，1953年改稱北京電影學校——即北京電影學院前身（父親的心願被寫進院誌）。七、電影事業建設由國家投資轉而實現了有盈餘上交，在全國11個有利潤上交的行業中排名第六位。八、“首都電影村”夢想……（今天遍地開花的影視基地證實了他的前瞻性和預見性）……父親始終的管理理念和主導思想是試行企業化管理。
父親遺文：“靠建立良好的市場機製而不是靠行政權力手段來爭取進步電影的優勢地位。”“將來國營電影事業，肯定是國家的一項很大的收入，聽說蘇聯的電影事業就是國家最大的七項收入之一，我們將來也肯定會向國家上交。”“國營電影事業必須實行企業化，以節約國家文教經費，並從企業化打下人民電影的經濟基礎，使電影事業能在這基礎上更好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