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七）
我的師兄
龍一
楊誌廣是我的師兄。我是南開大學中文係八○級的學生，他是七七級，長我三屆，但在學校未能相識。
我年近不惑才開始學習寫小說，1978年，我在《中國作家》發表第一篇小說，終審是師兄，責編是張倩老師，但那時我們仍未相識。直到二十年後，肖克凡兄將我引薦給他，我們才算接續上這段同門師兄弟的關係。
那時我的小說寫得不好，師兄隻是看著我努力，並未表示過主動提攜我的意思，這是南開大學的傳統，我心中明白。2003年，我在《中國作家》發表第二篇小說，稿子是直接寄給師兄的，獲得“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領獎那天，師兄過來陪我吃早餐，開會時將我介紹給各位文壇重要人物。這大約是我第三次與師兄相見。
第四次與師兄相見，應該是在2004年夏天，師兄攜夫人和公子來天津旅遊，約天津的幾位作家一同住進一處尚未開張的“農家樂”。記得那天我與師兄在同一個池塘裏釣魚，我釣上來一條不足兩斤重的草魚。這是我釣魚史上的最高紀錄，克凡兄讚我該走運了；師嫂比我還開心，當晚便親手用這條魚燒了盆魚湯，甚鮮美。回到天津的時候，我請師兄在我家裏吃了頓便飯，最貴的菜是兩隻鴿子，菜市場買的，25元，卻燒得很糟糕，咬不動。那天，師兄對我上初中的女兒說了許多勉勵的話，有些話她考上多倫多大學之後仍然記得。師兄離開天津時，我原打算買兩盒麻花給他帶上，但同行作家已經有人送來，便省我破鈔。師兄將帶來卻未用完的香煙留給我，我也老實收下了。
第五次見師兄，是2005年春天，我將第一部長篇小說親自送給師兄，當年8月發表，用來紀念抗戰勝利。我寫小說十二年，將近一半的作品是在《中國作家》發表的，終審是我師兄，責編是張倩老師。後來我又見過師兄幾次，都是在會上，交流不多。我成為他的師弟三十年，相識近十年，我們見麵的次數大約也隻有十次。
最後一次與師兄見麵，是在醫院裏。克凡兄告訴我，誌廣病了，已經住院治療。克凡兄那天家中有要事處理，我便不顧友情，撇下他獨自去了北京。下火車之後，我給師兄打電話，師兄說醫院裏的飯不好，你吃過再來。午後我見到師兄，病房條件很糟糕，師兄卻告訴我，能夠住進來治療已經是很幸運的事了。那天，我待的時間不太長，話說的也不多。我走的時候，師兄送我到樓梯口，身上穿著醫院的服裝，上衣沒係扣，氣色尚好。他沒提再見麵的事，隻說挺遠的，不方便，別再跑了，有什麼事我給你打電話。此後，師兄便將我的事全部委托給張倩老師，我至今仍然在《中國作家》發表小說，幾近每年一個。
接下來的幾年，師兄沒給我打過電話，我也隻是在想起師兄的時候打個電話給他，話仍然不多，隻是表達個惦念之意而已。師兄的病情我不敢問，多半都是克凡兄轉述給我的，知道他找到了對症的藥物，後來又知道他找到了購買較便宜藥物的渠道等等。再後來，從報刊新聞或朋友那裏開始聽到，師兄偶爾回編輯部工作了，或是能參加一些文學活動了。有時，我也會在某些刊物上看到師兄的照片，因是合影，人像很小，看不清臉上的氣色，但我仍然為他感到高興。
幾天前，克凡兄告訴我，他原想到北京去看望我師兄，但師兄已經搬到鄉下去靜養了。我們相約等師兄回京之後，帶上好酒一同去看他，哪怕讓他淺嚐一口也好。今天早上，我起床後看到一條短信，是克凡兄發來的，時間是2009年11月3日9點35分，內容是“誌廣過去了，8：56整”。
我很難過，前所未有地難過，因為我失去的是一位花費了十年的時間牽引我前行的兄長，內中深意，隻有我自己刻骨銘心。寫完這篇短文，我要為師兄敬上三支香煙，奠一杯酒；到他“七七”的時候，我要再為師兄燒兩隻鴿子，與上次的烹調方法相同。
原載2009年11月10日
憶雷加
陳建功
我認識雷加於1974年，到他辭世，竟有三十五年之久了。其中從1982年到1995年十三年間，又同在北京作協一個黨支部裏做專業作家，經曆了文場的多事之秋，對老人家的了解就越發多了些。1995年我調到中國作協工作後，遇到春節走訪或生日慶賀，總是主動要求去拜望老人家。每年的春節聯歡會上，也都見到雷加由家人陪伴，來和文場老友聚首的身影。每到這時，我總要趨前問安，又為自己平日裏疏於問候而致由衷歉意。雷加總是揮手道：“你忙，你忙，我都理解！”今年的春節聯歡會上，我又見到他，他已經不得不坐到輪椅上，想想他已屆九十五歲高齡，應該是來北京飯店參加團拜的最高齡作家了，我記得當場還開了玩笑，說雷老你厲害啊，九五之尊啊。他朗聲大笑，說隻要走得動，是一定要來看看老朋友的，見一麵少一麵啦！他的坦率與自嘲，當場引發笑聲。豈料他一語成讖，今年3月10日下午，午睡後突然撒手西去。幾天後，到八寶山與他告別，我看著鮮花叢中的雷加，悲痛之餘又想起了1974年與他相識、相處的幾個月。人這一輩子，永遠活得明明白白者不多，到了老年，不偏執、不挑剔，到死都明明白白的人更是少見。而我們的雷加，真是一輩子活得明白、活得瀟灑的人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