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還是北京京西礦務局木城澗煤礦的工人，那時就認識雷加了。此前一年，1973年，那個時候“文化革命”也已經搞了七年了。“四人幫”大概覺得不搞點“文藝繁榮”，交代不過去，於是便有了組織工農兵“歌功頌德”的計劃。當時在礦區當掘進工人的我，因為政治言論的“出軌”，正受著監控和打擊，卻又因有點舞文弄墨的才能，便被派出來承擔“工農兵”寫作的任務。那個時候，浩然正走紅，我在花市東興隆街的“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招待所裏結識了他。其時他正在那裏寫《金光大道》。浩然熱情、平易，對初學寫作者尤其熱心。應該說，今天看起來，盡管浩然當時的文藝思想頗受左的影響，但他畢竟是一個優秀的作家，認識浩然以後，我的創作水平有所提高，應該說從他那裏得益不少。我同時結識的，還有詩人李學鼇，他在那裏寫長詩《向秀麗》，是他把我的處女作《歡送》拿到《北京文藝》推薦發表。同時我還在那裏結識了後來在文場大顯身手的理由、陳祖芬、張守仁、陳昌本、孟廣臣等等，都成為了後來相互砥礪、一起迎接思想解放運動的朋友。我在另一篇回憶文章裏已經講過，那時的浩然是矛盾的。一方麵他為自己慶幸，珍惜自己保有的寫作權利，因此麵對“四人幫”“封官”的誘惑，他不為所動，時而又不能不虛以委蛇。就我所知，他就謝絕了出訪日本的安排，也謝絕了出任文化部官員的誘惑，但他也沒能拒絕“代表江青”到西沙“勞軍”之舉，且有《西沙兒女》麵世。結識浩然的同時，我又結識了草明。她似乎是剛剛擺脫厄運，一個人躲在東單史家胡同的家裏。時任我的責任編輯的李炬同誌帶著我們一群工人作者，前往叩望。草明對於工人作家，從來是關愛有加的。“文革”前她就曾在鞍鋼和北京一機床辦過寫作訓練班，培養出了好幾位工人作家。再後，到了1974年，我就認識雷加了。如果說結識浩然是純係巧合，結識草明，是經人介紹，結識雷加，就是“組織安排”了。那時的雷加，好像剛剛被“解放”，大概也有那麼一點考驗他的味道，《北京文藝》組織了一個改稿班，大約目標也是“歌功頌德”吧，讓我們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類的文字。雷加、姚欣等人被派來做我們的“輔導老師”。算起來雷加那年應該是五十九歲，在二十五歲的我看來，已經是“老前輩”了。雷加個頭高高的，身材健美，騎著一輛輕巧的自行車，是那種線閘的、車把很低、車座撅起的自行車，老爺子騎上去，用時下的話語，真是酷極了。此後的十幾年，甚至到了二十幾年，我時不時就看見雷加騎著自行車翩然來去，這就成為了我們一見麵永久的話題——“喝，雷老，還騎哪，您七十幾啦？”
“七十五！”
“騎著奔八十去啊？”
“你說少了，八十哪打得住！”
他的自行車騎到哪年打住的，我已經忘了。但我敢說，八十歲時的確沒有打住。就是因為這心氣這活力，他才永遠在深入生活的道路上奔走著。聽一位作家朋友說，雷加七十多歲時，還和大家一起去酒泉衛星基地，甚至還爬上了衛星發射塔。更令我吃驚的是，他還和年輕人一起，頂著飛沙走石，踏訪了一番居延海、黑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