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在的，當年初識雷加，用我們後來挑破了話來說，是“麻稈打狼，兩怕著”。我們對雷加是“警惕”的，因為他是“十七年文藝黑線”上下來的人物啊。他對我們也是警惕的，因為我們是被挑選出來唱“文革讚歌”的“工人階級代表”啊。都抱著這樣的警惕，記得開初的幾個討論會，開得就不尷不尬。剛剛被“解放”的雷加，充分展現了他的政治智慧。比如他從來不對當時的文藝路線發表意見，有時我們實在繞不過某個話題了，請教雷加，他說，你們問浩然去，他的觀點肯定最正確。然而，又能聽得出他這話裏確實有點“刺兒”。坦率地說，因為和浩然的熱情相對比，當年雷加的態度，多少還令我有幾分反感呢。現在看來，這正是一個成熟的、有政治辨別力的老共產黨員對自己的藝術理想的堅守啊！
很快我們就發現和這老爺子不能談文學，更不能談政治，但和他談工廠、工人乃至日常生活，他談笑風生。不過，等到1982年我來到北京作協專業作家支部，和雷加成為同事時，大概因為國家已經進入日麗風清的時代了吧，他成為了一個幽默風趣口無遮攔的老人。從閑聊中，我知道他在“九·一八”事變後投身抗日救亡活動，還親曆了“一·二八”淞滬抗戰。而後，他輾轉於北平，又到過日本，參加進步文學社團活動並開始創作。1938年，他毅然投向延安，那時就以創作激情高漲和創作速度驚人聞名。雷加似乎是一個“生活”崇拜論者，據說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發言，就以“作家要下去，作品才上來”為題旨，回想起來，這就是他終身奉行的圭臬。他的一生，經曆的太多，因此許多說出來讓我們目瞪口呆的事情，到了他的嘴裏，竟成為了笑談。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作協一次批“左”的支部會，雷加發言之始，還是紅頭漲臉的，他回憶當年在解放區時，下鄉體驗生活回來，如何遭遇“搶救運動”，被懷疑成“特務”，揪上台捆起逼供。一邊說一邊捋開衣袖，告訴我們他如何被綁、被打。說著說著，竟笑開來，以至最後幾乎笑得岔了氣。最後他說，“文革”那一套，我才不怕，我年輕時就領教了，我知道早晚還得給我脫帽、鞠躬、道歉！
雷加不甘落伍，永遠保持著學習的激情。當年在北京作協支部裏，李陀是一個不斷帶來新的信息和新的思想的人物。李陀每次發完言，雷加都要追問，李陀，你剛才說的那個某國的某某某，他的代表作是啥？李陀便一一作答，雷加也一一記下。當時我想，這老爺子要幹啥？真的要找來看嗎？果然，下一次聚會，雷加就和李陀探討起某某的代表作來。以至李陀好幾次大叫：“老爺子，我真服了您啦！”
老爺子啊，在天國那邊，你還是那個騎著線閘的輕型自行車，探著身子，撅著屁股，翩然來去的老頭兒嗎？
原載2009年11月21日
愴然而涕下
——送憲益遠行
丹晨
從楊憲益葬禮回來，枯坐冥思，心裏理不出一個思緒，竟怪怪地想，如果憲益還能說話，又將怎麼嘲諷調侃自己，會不會打油戲詩“告別文聯少開會，閑來無事且幹杯”（楊憲益詩）。
11月23日上午10點，範瑋麗來電話：“楊老今天早晨走了！”盡管我已經有了預感，但還是感到驚愕和哀傷：怎麼那麼快！就這樣歿了！
因為，三天前，我剛和範瑋麗、趙學齡相約到煤炭總醫院去探望過憲益。那天，他躺在病床，臉上係著兩條管子，呼吸很困難，聲音像拉風箱似的，據說有時響得連走廊裏都能聽到。但他仍然意識清晰敏快，見到我們，嘴角強綻出一絲平日慣有的那種輕柔的俏皮的笑意。
我因為有點感冒，不敢太靠近他，坐在他對麵的小沙發上。瑋麗一直坐在床邊緊握著他的左手，一邊說話安慰他。他似乎很感到溫暖，有點平靜了。看著他正在經受難以形容的痛苦和煎熬，我覺得造化捉弄人，平日那麼瀟灑輕鬆、仙風道骨，如今卻給病折磨得由不得自己了。一種異常的辛酸和痛楚在齧噬著我，隻是呆呆地看著他。直到我們離去時，他又是漾著那樣的笑，慢慢地抬起左手輕輕地擺動向我們示意再見。哪想這竟是與他最後的訣別。
我真有些痛悔，為什麼前些年不多去看望他？今年春節後，也是我們三個人一起去小金絲胡同。我已多年沒有見到他。趙學齡是他們家三代的老朋友，與他常來常往，幾次對我說，“他常常問起你。”我很慚愧，這次真心誠意去問候他。他坐在小沙發上，穿著一件灰藍色的毛線開衫，氣色挺好，臉比往常還豐滿白晢了些，仍然那樣悠閑淡定地吸著香煙。五年前，因為淋巴腺癌動了手術，術後恢複得很好。現在他終於放下喝了一輩子的酒，但每天還吸幾支煙。這使我大為驚訝。趙學齡說：“他不在乎，沒事！你看他還是那樣精神十足。”在那個幽靜的客廳裏，沒有客人時，他就一個人靜靜地悠思遐想，任時光悄悄地從他身邊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