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老1926年生於杭州，幼時家貧，買不起書。十二歲參加了黨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一邊做宣傳工作，一邊在革命隊伍中鍛煉成長。他陸續讀了《大眾科學》，以及《表》《鐵流》《蘇聯作家七人集》等進步書籍，並嚐試寫新詩。《中蘇文化》上發表的那首《寄給頓河上的小哥薩克們》，便是他那時的習作。從那時起步，他先後出版過《初唱》《夜路》《腳印》等詩集。還出版過《魚遊春水》《天之驕子》《黎先耀散文選》等散文集。他說：“我的一生，從少到老，應該說深受圖書所賜之恩惠。”“文革”後，他從下放的農村調回北京，到自然博物館做領導工作。這對他是一個陌生的領域。倘單單為了掛名做“官”，他完全可以當個“甩手掌櫃”，指使別人幹即可，但他決心依靠館藏圖書和標本，盡快掌握相關的知識，使自己變成內行。後來有人看到他們館藏圖書資料卡片上，幾乎每一張上都有他借閱的簽名。讀過他文章的讀者多以為他是一位科學工作者。當他將自己的散文集《觀音水仙》贈給冰心時，冰心老人回信說：“科學家能寫出這樣文情並茂的文章，十分敬佩……”
離休後，他除赴各地進行學術交流與講學之外，本有更多時間看書、寫作，但他認為當今生活節奏加快，人們難得有時間讀書，而出版物又良莠不齊，讀者選一本好書很不容易。而書又“確是人類精神養料的重要來源，否則物質文明也會逐漸枯萎”。他便下決心集中精力、時間“編而不作”，“替別人讀書”、編書。類似這套五卷本的《人與自然精品文庫》，他就編過十多套，總字數超過一千萬字。他得花多少精力、時間，讀多少古今中外的書籍，才能根據讀者與社會的需要，按照事先擬定的選目、規劃，一篇一篇遴選出來啊！他說，“獨樂樂總不如眾樂樂”，從編書中也嚐到“替別人讀書的樂趣”。在奢華浮躁之氣甚囂塵上的今天，這種品德彌足珍貴。
2001年春天，不知為什麼那年京城沙塵天氣特別多。那天接到黎老電話，說要看看我們，順便送來他新編的六卷本的《遊學文化叢書》。那時窗外已刮起了風，我們忙說改天去看他。黎老講他已經在路上。他果然和梁秀榮同誌一起冒著風沙來了，讓我們很過意不去。請他留言時，他望望窗外的風沙，信筆題下：人生的旅途中，遇到風沙，不見得是一件壞事。他所指的，自然不單單是天氣。他們還要去高莽家、羅哲文家、馬力家……《遊學文化叢書》中也收入了他們的文章，他要把帶著油墨芳香的新書給他們送去。望著黎老和梁秀榮在風沙中背著沉重的圖書健步離去的身影，我們感慨萬分。
梁秀榮說，黎老曾交代家人：他匆匆來，也匆匆去，身後不搞（悼念）活動，骨灰撒在故鄉……前幾天他說要寫一首詩寄給《文藝報》，算是向他的文友和讀者告別。然而詩未及寫出，他便匆匆走了。我們眼前又浮現出黎老冒著風沙遠去的背影。黎老從少年時便投身抗日救亡的烽火，他這一生經曆過多少坎坷、多少“風沙”啊！難怪他麵對著漫天風沙也那樣淡定、從容。不過，這一次我們卻要由衷地祝願黎老：一路走好，少一些風沙。
原載2009年12月17日
“你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希望？”
王家新
在我走上文學道路最初的那幾年，對我影響最深的詩歌前輩，一是曾卓，再一就是公劉。
那是在“文革”結束後我們從知青點走進大學校園的富有詩的衝動和激情的日子。我上的是武漢大學中文係（七七級），因為曾老就生活在武漢，我和他很快就認識了，並在以後的日子成為“忘年交”。而公劉，則完全是因為他那時的一批又一批激動人心的詩篇進入我們的視野。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時代氛圍中，他那“奮不顧身”的呐喊在我們這裏喚起了強烈的共鳴，他那些沉痛而又具有逼人的思想鋒芒的詩，幾乎每一首都攪動了我的血液。的確，在他那一代“複出”或曰“歸來”的詩人群中，他是最敏銳、最富有思想勇氣和良知的一位。像他的《竹問》一詩：
哎，好一片成林的春筍、/有鳥喙一般鼓突的唇，/有胎毛一般金黃的茸，/有蛟龍一般密致的鱗。//長大了你幹什麼？我不敢問，/也許將七竅通靈簫笛流韻，/也許將編紮火把再次夜行，/照舊挑落後的擔子，嗬，真沉！//也許將玲瓏剔透懸簾鋪簟，/為炙手可熱者奉獻著涼蔭，/也許將橫節豎刺呼嘯惡聲，/教鮮血淋漓者馴服於命運……如此沉痛、帶著“淋漓鮮血”和“呼嘯”之聲的追問，它揭開了一個民族的創傷，它讓人讀了就難以平靜。的確，他那時發表的一係列詩，像《白花》《關於真理》，寫張誌新的《哎，大森林》，等等，就這樣刺痛著人們的良知，並喚起了廣泛的共鳴。他的《皺紋（一）》一詩（“是什麼樣的蜘蛛，/在他的臉上/織了一張網，/然後，再一點一點地/把他吃光。//蜘蛛嗬，/蜘蛛嗬，/你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希望？”），我那時一讀也永遠記住了，因為它不僅是他那飽受磨難的一代人、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寫照。我想，正是這種共同的命運、這種內心的苦難和不滅的希望，把我們深深聯結在了一起。記得公劉先生那時給我的一封信中曾這樣轉述：“有人說老右派和小右派走到了一起。”難道這不是出自某種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