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花費一個冬天和一個春天，為廣東粵劇藝術家紅線女寫了一本《紅線女速寫》。在那些日子，我和她天天見麵，也不時聽她談到“馬先生”。我當然知道指的是馬師曾，可也奇怪，每每紅線女那句“馬先生”入耳，我就先入為主想到了馬連良！
您想哪，我從十幾歲開始聽戲，聽得最多也最癡迷的就是馬先生！他的戲有趣味，那種風格也適合年輕人。那時，我隻是千千萬萬京劇愛好者當中的一個，我隻是台下迷他，從沒想到要在台下見他。當然，“文革”前夕我去了新疆，遠離了北京也遠離了京劇。等到“文革”後歸隊——回到北京的梨園時，馬先生卻已去世了。後來，我在台下遇到許許多多“輩分稍晚”的名伶，便不由自主想到了馬先生。我想，要是馬先生“還在”該多好！我肯定會像研究梅先生那樣研究馬先生。因為在北京，梅、馬時常是並存的。記得小時候就經常在戲園子裏聽到戲迷這樣感歎：“人這一輩子，要不多聽幾回梅蘭芳和馬連良，豈不就白活了？”後來，在和袁世海先生合作寫書的過程中，聽袁先生講述了馬先生的一些往事，這才或多或少減弱了我的惋惜。下麵，我先引述袁先生說的“馬連良泡澡”的小故事。
泡澡與洗澡不同。泡澡目的不在於清除汙垢，而隻是借助熱水和蒸汽排除雜念，集中精力休息。著名老生馬連良，在五十年代的北京，每逢晚間有戲，總是提前吃過午飯，囑咐一下汽車司機：“兩點鍾時，到某某處等我。”然後就獨自出去溜彎兒。那時，京劇名伶有私人汽車的，馬連良是獨一份兒。
且說馬連良在指定的時間、地點與私家汽車會合，等開到東城八麵槽的“清華園”浴池，則到了一天當中最“消停”的時刻。服務員都認得馬先生，領他到單間脫去衣服，然後就任憑他去大池子泡澡了。那年月，北京的澡塘子還保留著早年間的遺風——許多上了年紀的人經熱水一“燙”，從皮膚到內心都舒服愜意，於是不知不覺就要“唱兩口兒”。“唱兩口兒”，大約是成年人恢複童心的最佳時刻。試想，澡塘顧客來自四麵八方，年歲不同，職業、財富、文化就更有天壤之別，然而一旦進入澡塘，便立即“平等”起來，大家來此目的一樣，完全可以互不相擾。如果真要“較量”，從事體力勞動的年輕人就占了上風，因為大家都是赤身裸體，要比，就比身上的肌肉骨骼，諸如職業、財富、文化等等都是身外之物，在這裏比不得的。澡塘裏的“平等”，是無意識形成的，但是久而久之，泡澡的人又多少有些意識到了，因此對之便多少產生出一些自覺的依戀。梨園界人多重視泡澡，因為京劇就整體講，一直由“俗文化”的感情統轄，和社會的中下層的淵源很深。即使少數演員成了大名，盡管平日生活已經遠遠超過了普通人，但是感情上仍與平民百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澡塘子泡澡，可以躲開劇場裏的掌聲和劇場外的逢迎，在這裏誰也不會注意自己，因此可以獲得片刻的安靜，可以回顧童年的事情，可以推敲某出戲裏的細節，或者什麼也不用想，隻是讓自己從紛亂的社會存在中抽身出來，體會一下作為“普通而又自由的人”，應該是一種什麼滋味。同時，名伶深入澡塘，等於深入民眾，泡澡使平日缺少自由的人，於一霎間又獲得最大自由，盡管時間短暫，但越是短暫就越是寶貴，他們抑製不住內心“解放了的感覺”，不禁要放聲“唱兩嗓子”。這“唱兩嗓子”不論內容如何，都使名伶能夠直截地了解民意，對自己藝術的發展大有裨益。當然，“唱”得最多的還是京劇，雖說並不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唱腔的板眼和韻味上，但蒸汽朦朧的池子內外，經常彌漫著斷斷續續的京劇“歌聲”，卻是那年月最富象征意義的一幅風俗畫圖。
據說馬先生喜歡泡水最熱的池子，等泡得舒服了，也不由得要喊幾嗓子，哼它幾聲。等回到單間裏休息的時候，就通知堂倌兒給斜對麵的“東來順”打個電話，讓那裏送些小吃過來。馬是回民，“東來順”是回民鋪子，平日雙方的關係密切，有時在那裏請客吃飯，馬都要親自下到廚房，看看這裏，摸摸那裏，與大師傅們聊上幾句隻有回民才懂的話。等馬休息好了，也已經四五點鍾，汽車把馬先生直接送到劇場。雖然“扶風社”已然不再存在，但馬仍習慣在後台巡視，看看其他演員準備工作做得如何，看看演員是否做到“三白”。馬隻是走走、看看，不再說什麼，居然也沒有出紕漏。
聽紅線女談馬師曾，不能正麵“要求”或是“誘發”，得她想談了才成。紅線女曾送給我她寫的《紅線女自傳》（香港版，僅六萬字）。其中說到她十五歲就和馬師曾同居，後來生下兩個兒子，卻謀求不到馬之妻子的名義。她還多次說：“我們沒（正式）結婚，可後來卻在從香港返回大陸之前，正式離了婚。”回來之後，她和馬都在同一個廣東粵劇院中擔任主演，《搜書院》、《關漢卿》許多戲依然是聯袂主演，甚至還是經常扮演夫妻或戀人，但那隻是台上。至於台下，他們又有了各自的家庭，“各是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