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太熟悉京劇了。京劇有生旦淨醜,這種“四方”融彙進北京人的性格。文靜的女子可以等同“大青衣”,端莊男性可以是“王帽老生”,至於性格暴躁的當然就是“猛張飛”,行為猥瑣無疑就是“狗湯勤”。生旦是最主要的行當,唱戲自然以生旦“對兒戲”為主。淨和醜再努力,能夠在戲斑中“進”到四排就算登峰造極。京劇的表現手段有唱念做打,其中尤以唱腔最為重要,這種看戲聽唱的“四方”,直到如今還占據著市場。喜歡京劇的北京人,誰不會“唱兩口兒”呢?梅蘭芳的《玉堂春》以滿台人物湊足“滿堂紅”來求吉利,這種首先從大文化上求“四方”的做法,受到北人的持久歡迎。
名伶城
北京城幾乎住滿了京劇名伶。名伶的一舉一動都在市民熱烈而又豔羨的注視之下。
譚鑫培長於也樂於“跑馬”,他一下場子,立刻能贏得全場喝彩。
梅蘭芳從美國訪問演出、並且贏得了兩個博士稱號回來,立刻成為北京人關注的熱點。他去王府井美白理發館理發,外邊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
三十年代周信芳來北京唱戲,一度有些冷落。唯獨尚小雲古道熱腸,每天晚上都坐著私家汽車去劇場看戲。尚的汽車喇叭響聲特別,戲迷們離老遠就彼此招呼著說:“尚先生來啦,尚先生來啦!”
楊小樓1938年去世,送葬的人萬人空巷。一個原因是迷楊的人太多,他一辭世,給人一種“一個時代已經過去”的感覺。另一個原因,“久已歇著”的名撒紙錢者“一撮毛”再度出山,有意撒出許多絕門兒的花樣兒。再有,名伶列隊送葬也成為戲迷圍觀的一個誘惑。名旦筱翠花穿著藕荷色的袍子,一塊大手絹拿在手裏,見到熟人嫣然一笑,同時再一捂嘴,萬種風情盡在不言之中。
梅蘭芳1949年從上海返回北平參加第一屆文代會,火車頭上掛的竟是他演出《天女散花》的畫像。他走到前門火車站被市民發現,盡管有幾位唱武戲的名伶開道,但還是被圍了個結結實實。後來毛主席見到他,一邊親切握手,一邊調侃說道:“你的名氣比我大得多噢!”
由此可見,京劇名伶實是北京人當中最顯眼的一部分,有了他們,北京城也亮堂了。
玩意兒四方城
北京人並不是老幹活兒。經常是一邊幹活兒一邊“玩兒”,甚至是在“玩兒”當中,不知不覺就把活兒幹了。這裏的“玩兒”會是很講究很細致的。由“玩”,漸次發展出許多“玩意兒”。
比如打麻將,四方桌,每人各“把”一方,形同四方城。有時四個桌角還各坐一位,他不打牌,但一樣有輸贏。他跟定的那位輸了,他跟著輸;如果贏了,也跟著贏。打牌要有輸贏,沒有輸贏提不起興趣。但輸贏太大了,輸的人一拉臉,贏的人臉上也掛不住。
高明的打牌要“醉翁之意不在酒”,這是超乎“四方”之上的一種更高級的“四方”。比如梨園某兩位名伶在合作當中爭“人位”,為“誰先誰後”鬧得不可開交。於是他們各自的“管事”,就設法把他們引上牌桌,不能有大的輸贏,但要有準確的輸贏——在戲裏占便宜的那位,在牌桌上勢必得有意去“輸一點”,讓戲裏吃虧的也高興片刻。趁著這高興的片刻,戲裏吃虧的一方就要趁機提出稍微過“度”的要求,那位牌上“輸了的”就會一擺手:“沒說的,就這麼著了……”
這就是牌桌上最高級的“四方”。同理,飯桌、酒局、妓院也都有同樣的“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