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伯格不僅認為先鋒主義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產物，而且隻有先鋒主義才能拯救文化，如同隻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拯救社會一樣。反過來說，如果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製度的掘墓人，那麼先鋒主義便是資本主義文化的掘墓人。
但二者的相似，僅在其曆史目的性上。如果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把資本主義社會分成對抗的兩大階級，那麼在文化上，格林伯格就把資產階級藝術視為一整件，一個壓迫性排他的整體，即“通俗性商業文化”。
低俗文藝裝作對顧客一無所求，隻要他們的錢，甚至不要他們的時間……由於低俗文藝能機械式地成批生產，它成為生產體係的一部分。
格林伯格強調，低俗文藝並非隻供社會下層消費，也並非毫無佳作，甚至，在“高級的低俗文藝”中，如著名的風雅雜誌《紐約客》，也有不少玩“擦邊”的藝術家。他點了兩個人的名：法國的西墨農、美國的斯坦貝克。
格林伯格最恨的是看來高雅而受俗眾歡迎的“雅俗共賞”型藝術家。現在沒人會認為斯坦貝克是俗文學作家，西墨農是我最愛讀的作家之一，格蘭姆·格林(graham greene)和約翰·福爾斯(john fowles)作品極受讀者歡迎，誰能說他們是低俗作家？須知，連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在相當長時間內也被認為是俗文學作家！
我不同意格林柏格的，隻是他把先鋒與低俗的界線劃得太清楚。線肯定是有的，但是在兩者之間，卻還有相當寬的中間帶。
四
俗文藝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在中世紀前，隻有民間文藝(folk art)，民間文藝是“自足”的草根文藝，而俗文藝則是雇傭的文藝匠生產出來供大眾消費的文藝——隻有在工業革命與城市化之後，才出現了幾乎覆蓋全人口的粗識文墨大眾，才出現俗文藝。
格林伯格認為俗文藝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為的是使大眾與政權保持一致。“資產階級不能讓文化高於大眾能接受的水平，不然政權有被孤立的危險。”但是他再三強調，俗文藝隻是“可以用作”政治駕馭術，它本身與大眾有自然的親和性。
格林伯格說，設想一個俄國農民進了莫斯科的藝術館。畢加索的畫使他想起東正教的民間藝術，他感到親切，甚至可能敏悟到畢加索的某些價值。
但當他轉過身來，看到列賓(ilya rebin)——蘇俄誥封的現實主義大師——他肯定立刻歎服，因為列賓能把戲劇性場麵畫得栩栩如生。他立即棄畢加索而崇拜列賓，因為“他感覺到的現實與藝術中間沒有距離”。
假設這時走來一位文化官或批評家，向他大談畢加索如何優越，出於對“大人物”的尊敬，他可以恭聽並點頭同意。但他回家後，他還是會設法買列賓畫的複製品。
“先鋒提供原因，低俗提供效果”——這是著名的格林伯格公式，這公式太簡單了一些。俗文藝與社會實踐(social praxis)有虛假的直接聯係，“像真的一樣”，於是文藝中製造的經驗被當作現實經驗。而先鋒文藝拒絕與社會實踐相聯結，它的意義隻是一種待實現的可能性，需要接受者的“批評性闡釋”，即是說，讀者參與創造意義。
大眾不願找這麻煩，當日喜愛列賓的大眾，今日更方便：看電視連續劇。
無怪乎對先鋒藝術大度寬容的列寧與托洛茨基，態度粗暴的斯大林，自以為“懂藝術”的希特勒，的確對先鋒藝術表示親近的墨索裏尼，文化素養不低的毛澤東，或修養很高的梁啟超，全都一樣要求用全套文化機構與全班官式批評來推進俗文藝。
當表現主義在蘇聯被指控為資產階級頹廢文藝時，希特勒也正式宣布表現主義為“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
五
那麼，有沒有“無產階級文藝”？格林伯格的回答是從來沒有過。早期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udewell)就承認：“真正的日常的無產階級文學是驚險小說、言情小說、牛仔小說、大眾電影、爵士與黃色報刊。”因此必須由革命知識分子來加以改造：30年代左翼文化人創造的“普羅文學”，隻不過是加了宣傳的俗文學。當它過於複雜，無法為大眾直接取用時，例如法國西班牙的超現實主義、德國表現主義，哪怕是共產黨員所作，也得被開除出普羅文學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