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的證明：麵對史鐵生
一、我們時代的思索者
如此標題，並不是想說史鐵生證明了神性，而是說，史鐵生堅韌不拔的努力，坦率真誠的內省，這過程本身，是神性的證明。用史鐵生自己的話來說：“在神的字典裏，行與路共一種解釋。”
當代中國大陸作家中，有宗教信仰者，大有人在。但他們與史鐵生不同：張承誌之皈依伊斯蘭教義，是他種族文化基因撥動的回歸；北村的基督教信仰，是他一貫悲憫情懷應然的選擇。這些作家不需要努力證明神性的存在。對他們，神性的存在，是他們的信仰，不是理性思考的結果，既不需要證明，也不容忍證偽。
史鐵生不同，除了殘疾之身使他更關注命運，或者說，使他有內省的時間，其他各個方麵，他與大陸大部分中年人，沒有什麼不同：我們整整幾代人，50年代至60年代初，浸泡於道德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文化大革命”中親身經曆了這個意識形態極端式的“實踐”，然後眼看其在實用主義的強酸中銷蝕。我們沒有走上史鐵生式的尋找之路，是因為我們認為目前這個帶著意識形態殘骨的實利主義雜燴，對中國，是多年意識形態壓力下的一種解放；對個人，追求終極價值，目前好像還是個奢侈，至少目前尚無此必要。
因此，在偌大的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史鐵生是孤獨的：他的畢生力作，1995年發表的40萬字長篇小說《務虛筆記》，應者寥寥，似乎很少有人讀到底。多年來，沒有幾篇評論。是否因為其宗教性不合時宜？不是。張承誌的宗教浪漫精神，反應熱烈，幾乎使張承誌成為聖者；北村的作品，也是好評如潮。看來，讀者評論界還是能夠呼應宗教精神，但不是史鐵生式的追求。
還記得，史鐵生在80年代，是“知情情懷”的第一個代言人，當時讀者的熱情令人感動，批評界的歡呼也依稀在耳。80年代中期，史鐵生對上帝不公，造物弄人的感懷——也就是說，他無法用邏輯推理找到神性之時——他還依然是中國文學界的中堅人物。“恰恰是在90年代，在史鐵生走出理性求證的迷宮後，中國讀者背過身去。不是因為他不合時宜，而是因為他的證明神性之路，太靠近我們。與張承誌，北村，我們保持著讚美距離，或審美距離，而史鐵生的路，就是我們麵對，卻不願走的路。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思想界的少數“精神價值派”，也一直沒有重視史鐵生。1993－1994年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涉及“終極關懷”，沒有人提及史鐵生；此後言辭激烈的《反對投降叢書》，也沒有包括史鐵生。
我想，思想界並不是有意忽視史鐵生，而是覺得他的思路過於遙遠。或許，我們潛意識中感到一種恐懼：接受史鐵生的思路，將直接威脅現代中國人麵對世界的根本方式。
是我們終將麵對史鐵生提出的一係列問題，這不會是一件很輕鬆的事，但卻是我們自己的事，而且是緊迫的事。雖然史鐵生式的思索，沒有短期重要性，卻是直接施壓於我們這一代的典型思考方式。如果我們不能作出理解的努力，後麵幾代人就會覺得恍若隔世。
什麼是我們這幾代人的經曆特征？那就是，我們曾長期擁有全能全知全善的，具有充分神性品格的道德化意識形態。我們的成長，一直在這個精神的嗬護與威勢之中。它具有充分的父性權威，壓迫我們，但它的美好許諾，也讓我們免除自己尋找人生目的之苦。
甚至今天，在潛意識中，我們還在懷念這個可以讓生命小舟歸岸停泊的烏托邦。我們的個體存在，曾驕傲地沾有曆史目的論的輝光，我們每日的實踐，曾充滿了神聖的未來性。
史鐵生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具有類神性的“時代精神”。他多次寫舊日牧師轉而奉仰新意識形態。在他的早期作《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中，詹牧師用三條語錄，對基督教作了三點犀利的批判，證明“主是偽善的，騙人的，愚昧的”。上帝的各種神性品格，轉移到新的意識形態上。
馬克思在寫《德意誌意識形態》時，堅持認為全社會不自覺地接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誤認為是普世的自然真理。在馬克思看來，工人階級知道他們為階級利益而鬥爭，因此工人階級的“階級自覺”，並不偽裝為普世性的意識形態，相反，自覺的工人階級，能看穿意識形態的普世騙局。誠然，馬克思也說了一些無產階級意識的普世性質的話，例如“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等，但是馬克思的主導思想，是批判意識形態的偽裝的普遍價值。
此後，經過若幹演變，馬克思主義才變成一種新的具有充分超越品格的意識形態，成為一個“準宗教體係”，由先知們（革命知識分子）的預言賦予強有力的未來許諾。
這種轉化生動地出現於1990年發表的《鍾聲》。b的姑父，一個牧師，看到“上帝把全人類自古以來夢寐以求的那個人間天堂最先給了我們的祖國”。他退出教會，放棄聖職，莊嚴地宣告“一個沒有貧富貴賤之分的社會已經到來，讓那無用的上帝安息吧”。於是傳出迷人鍾聲的教堂倒塌了，大鍾卸下煉鋼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