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全民性參與罪惡，才使意識形態的道義基礎徹底破產。
由此，史鐵生追尋原罪到更深一步，即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叛徒”，甚至必然“叛變”我們的良心或信仰。想起“文革”，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捫心說無愧。隻是記憶自動篩去了不方便的東西。如果追回到“文革”之前，那麼年齡比史鐵生大的人，有更多的羞愧——我們都在壓力下，或背叛過自己服膺的道德理想。
史鐵生有好幾篇小說，在叛徒的定義上字斟句酌地計較：如果被敵人說服，相信自己錯了，悔過而叛變，隻不過是“改變信仰”；如果經不起金錢美女的引誘，那就證明“原來就談不上信仰”；如果沒有懷疑原先的信仰，隻是由於實利考慮，例如可免一死，如此的叛變，才是真正的叛變。這樣的叛徒，會落入精神痛苦中而萬劫不複。
我想史鐵生明白中國思想者的根本弱點：我們並沒有懷疑超越理想的必要，隻是我們暫時不願自找麻煩。因此，我們背叛的是思想者的天職：批判與救贖。從這一點上說，我們的確逃脫不了“叛徒”這個名號——“文革”讓我們理由十足地自我解職。
史鐵生寫“叛徒原罪”的最出色作品，是1992年的《中篇1或短篇4》。這是一部充滿神秘氣氛的哲理小說。叛徒為了想見到他愛的女人而叛變，然後他就陷於永恒的逃亡，最後在一個大雪之夜走進山中，自殺而死。在自殺的現場附近，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見麵，“找你找了一萬年”。
叛徒是永遠無法擺脫的罪孽，隻有自殺能救贖靈魂。以死相酬後，叛徒也能見到他心愛的人。但如果不怕死，那麼原先的叛變本是多此一舉。這就是我們每個人逃不出的“萬年循環”。
《鍾聲》裏，這個叛徒，在寒夜中尋找“太平橋”。人物尋找“太平橋”的情節，在另外兩篇同樣出色的小說《禮拜日》與《別人》中，也出現過。太平橋是北京的一條胡同，史鐵生的出生地。史鐵生是說：叛徒就是他自己。
自殺也有自私的，卑下的。寓言故事《毒藥》，寫一個舉世為養怪魚而瘋狂的島上，有個養魚事業失敗者，為自己無能而想自殺。醫生給了他兩顆毒藥，他覺得反正隨時可以輕而易舉地死去，反而缺少了自殺的動力，最後看穿這種“怪魚成就”的虛假，不想死了，才發現那兩顆不是毒藥。
隻有為超越庸常而自殺，才值得敬佩。在史鐵生最早期小說之一《黑黑》中，一個想自殺的老知青，看到母狗為救活小狗而甘願被絞死，從中看到“人類戰勝那個黑暗年代”的力量，也就是找到比自殺更好的救贖。在他以後的作品中，尋找替代自殺的救贖，越來越困難。
在《兩個短篇》中，史鐵生又回到叛徒與自殺者這一對“原罪替身”。但是其中的“叛徒”，是奉命打入敵後，不料派遣的上級中風，成為植物人，無法為他證明。自殺者身懷毒藥多年，無勇氣自己下手，最後一個仇人謀殺了他，成全了他。叛徒是誤會的產物，誤會也是出於意識形態；而自殺要靠他殺來完成，膽怯使本為救贖的過程成為卑劣。結果雖然相似，替代卻並非解脫。
三、上帝不理睬推理
細讀史鐵生的曆年作品，追尋神性雖然是他畢生努力，但是可以明顯地看到兩個階段：推理地追尋，悖論地追尋。這兩種雖然都是知識分子的思考，而不是信仰或神秘體驗。但是推理用的是知性語言，而悖論卻依靠語言表述的盲區。
史鐵生推理追尋最出色的作品，是1988年的中篇小說《宿命》。雖然史鐵生的許多小說，有強烈的自傳因素，《宿命》幾乎完全是作者的精神自傳，隻是主人公“我”致殘的原因，不是如史鐵生本人那樣由生病而致，而是偶然事故：主人公半夜騎車回家，路上軋到一個茄子，龍頭一扭，撞上對麵來的卡車，脊骨撞斷。“我”是一個為人做事都十分頂真的中學教師，就不得不弄清楚，如何會落入決定了終身殘廢的一秒鍾裏。“我”的思想方式，看來是嚴格“科學的”。這一天環環相扣的活動，時間鏈即因果鏈。推溯到頭，是一個學生在課堂上莫名其妙的狂笑，課後訓話誤了時間。多年後，那個學生來訪，才告訴他，那天他無法克製地笑，原因是他從窗口看到一條狗“衝著校園中間的標語放了個狗屁”。
這樣，推理地尋找決定命運的神性，所謂“第一因”，隻能從必然論落進無法究詰的偶然性。靠推理尋找終極動因，最後隻能說命運荒謬，世間萬物隻存在絕對不合理的混亂。
另一種解釋就是造物有意弄人，如果推動者是上帝，它就有點像《舊約聖經》懲罰約伯的上帝——上帝或許全能，但絕非心善。缺少善的上帝，就不具備可接受的神性。
《宿命》終結於這兩種解釋之間，結論是一樣的：人在這個充滿殘酷不公的世界上，是個被任意擺弄的孤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