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f醫生明白他的追求本身就是目的：神性來自人們追求神性的過程，而不在於其終點。人世的苦難，不是上帝不存在的證明，相反，是上帝存在的條件，有苦難才可能有追尋，超越就在不必也不能達到目的追求之中。
“（神的）仁慈在於，隻要你往前走，他總是給你路。”
五、非功利神學
《務虛筆記》是一部不容易讀，也不容易評價的小說，相當多的思索和議論，使閱讀並不輕鬆。但是它卻是當代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想很多人試讀過這本書，在茫然中半途而廢。在平庸之作，裝腔作勢的文學充斥的今天中國文壇，它不僅是發聾振聵，而且是裏程碑——《務虛筆記》是中國文學中，第一部真正的宗教哲理小說。此書至今受到的冷遇，並不是讀者和批評界有意忽視史鐵生，而是他們無法理解如此頂真的追求。
雖然史鐵生一再提到“上帝”二字，他的悖論神學，實際上最接近佛教，而不是基督教。小說中的理想人物，女教師o，醫生f，不是殉教聖者，而是在涅槃中得到超脫的覺者。
但全書隻有一句話承認與佛教接近：“o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曾以百倍的虔誠參禪悟道，沉思玄想，仰望佛門。”這一短句，語言與全書風格不類。小說中，關於o以一死求超越的思想過程，寫得非常生動，可以說是史鐵生的悖論神學最動人的說明，但是史鐵生從不直接提及佛理。上麵這一句，就顯得突兀孤立，缺少支持。
畢竟，史鐵生未能全心全意認同任何一個宗教體係。就這個意義上說，《務虛筆記》是一個尋找神性卻尚未能企及者的痛苦心靈記錄。
可以說，從悖論中尋找上帝，依然是用理性的力量追尋上帝。而大部分宗教哲學家都同意，上帝存在於信仰之中，理性無法夠及。描寫信仰，比證明神性容易得多。
史鐵生的這種困境，也正是中國思想者集體的困境。儒家雖然被認為是具有某種超越性，卻是以此世的政治秩序代替救贖，並沒有從社會組織的倫理中超脫出來。在陸王心學中，神秘主義盛極一時。心學的取向，越來越接近佛教，儒佛合一的宗教，一時似乎有微弱希望。可惜清代與近代儒學，沒有沿著超越方向發展。20世紀現代新儒家的興起，更推遲了中國文化圈佛儒綜合的可能。
現代新儒家的起端，牟宗三《政道與治道》一書，試圖銜接儒家“天下為公”的政道與現代憲政民主，著眼點依然是為現世的治理提供模式，沒有超越要求。此後，新儒家從這個立場更退一步，急於為所謂“東亞價值觀”找理論根據，讚揚的是東亞“企業巨子”代表的價值取向，即“忠於職守，集體合作，政府指導，反唯利是圖，注意節約，修身自律”，遠勝於“西歐式”資本主義的，“牟利動機，市場競爭，征服自然，優勝劣敗，個人主義”。
或許能說，新儒家的“東亞價值”論，是受東南亞金融危機拖累，不然 21世紀屬於以儒家倫理為動員的東方企業精神之說，或許真能立足。但是，一個據說傳承幾千年的思想體係，會因為一次金融危機而失去可信度，恐怕就與20世紀其他一些主義差不多了。新儒家實際上是為政治實踐製造理論根據，這與從孔孟到熊十力牟宗三的真正儒家精神，即社會批判精神，正好相反。
但是問題還不在這裏。新儒家好像是在做當代的韋伯，為一種經濟成功提供文化解釋，卻忽視了歐洲首先進入現代，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上，讓宗教退出社會運轉。這樣宗教（新教）精神固然成為西北歐資本主義的人文道德基礎，卻並不需要靠資本主義的“成功”來證明其“正確性”。因此，歐洲一方麵有個人主義推動資本主義，另一方麵卻有比較穩定的超越功利的宗教精神，與新儒家的“東亞價值”正對立的歐洲人文價值，背後支撐的是基督教提供的道義基礎。而恰恰是歐洲在非功利的人文價值上（例如女權，同性戀權利，環境保護，安樂死等）始終處於當代世界的領先地位。像動物保護，取消死刑，或反克隆工程，這些觀念，應當是佛教民族領先，實踐功利過分遮蔽人文精神，使本應屬我們的價值觀念，反而不起社會作用。
當然，這樣討論宗教的作用，本身就是太功利。史鐵生如果看到此文，會非常反對我們用當今世界的經濟競賽，或者文化政治來理解神性。應當看到，在功利層麵上，我們也麵對一個悖論，即是越汲汲於功利，政道就越是短視，治道就越難實現。
《務虛筆記》如果包含了一些切近的社會內容的話，就是對功利主義的尖銳批判：wr在仕途上出現一個難題，他要堅持自己的某個政治主張，就沒法升官；他如果不升官，他的政治主張也就沒有實際意義。小說沒有說wr如何處理這個政治兩難，轉過去寫wr如何用手腕擺脫他真正愛的情人n。下文如何，就不言自明：沒有超越的道義，一個人不可能對政治和愛情采用不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