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後的禪學家、理學家，雖紛紛宣揚本心皆佛、本心即道，但都認為要去蔽障、除偽飾，需要修煉或修養。在詩中，取得“自然”，則靠錘煉。總之，它是過程的目標，而非起點。
而顧城的詩學是不需要方法或進程的。“無依無傍，無牽無掛，無遮無攔，乃至無心，合乎自然。” “藝術美醜都是自然生成的。”
作為美學原則，這種“自然美學”實在是過於簡單化的說法。
十一
從“自然哲學”高度，顧城可以重新肯定他早年的命題：“詩的語言是自然的語言。”像燕子飛來飛去，像鄉下的豬叫，就是不像城裏人說話“太有條有理”。城裏的文學批評家更招厭，“說樹是怎麼晃了綠了，就不去感覺風”，“花果山變成了煉丹爐”。“太專業”，“考狀元”。
可以想象聽顧城連篇累牘說這類話時，我會是什麼心情。幸好我尚有觀察者的心境。
不過“城裏”詩人寫的詩呢？詩不可能是自然的語言，語言本身就是非自然，“可言”是破壞自然之道的第一罪魁。
顧城對這個悖論倒也明白。“我在城裏十幾年的生活，非常可憐，就像被針紮住的一個標本，手腳無可奈何地舞動。就是說，我勉強地想做一個詩人。”
寫詩本身是個不“自然”的行為。
顧城主張“給文字以自由，讓它們蟲子般爬”。文字並不比蟲子自由。
十二
1987年顧城不無驕傲地畫出他離開朦朧詩的軌跡：“他們中有些人重新歸於文化，有人卻留於文化之外的自然。”後一個“有人”是單數。顧城應當說，“有人回歸文化外的自然”——如果我們承認他的確是從“童心詩人”出發的。
朦朧詩從來不是“非文化”的，談不上“歸”於文化。顧城也不是一直留在“文化之外”。在１９８４年他尚在讀惠特曼時，“痛苦的電流熔化了鉛皮”，自豪地說在他的呼吸中，“那橫貫先秦、西漢、魏晉、唐宋的萬裏詩風，始終吹著。”
這是一個向“自然”的回歸，回歸點在1987年。為什麼是1987年？那是他離開中國的一年。從到海外開始，他的“自然美學”變得極端而怪異：他把朦朧詩的興起看作“用爆炸擊退文化浪潮”，而哀歎“在剛得到水的時候，又麵臨（被文化）沒頂之災”。作為詩人的怪談，無所謂。作為頂真而且別無選擇的人生哲學，就會引向各種“非文化”的作品與作為，兩者都很危險。
正當顧城處於創作最高峰時，他要轉回去。別人的思辨可厭，自己的思辨更可怕。“為道者所要做的事，不是要增加知識，而是要減少概念。”顧城詩的本源與生俱來，不得而知，甚至不需要道家和佛教所提倡的修煉，如果自然就在本心，當然文化隻能離開本心越來越遠。
十三
顧城提出與“無為”、“相對的無不為”“作為直達”“自然”本心之路。近年來顧城每有機會就會談一番“無不為”。
早先顧城說“無不為”是指詩歌想象的自由。莊子式的想象，在他看來是早已取得的妙境，既是“好多年前的事”，又是“好多在詩中幻想經曆的事”。
近幾年來顧城說的“無不為”，卻成了一種實踐的非理性，一種無原則的倫理。“我道即天道”，既然我生而自然，我做什麼都是替天行道。
本來對文化充滿恐懼，現在有了反擊的武器。“齊物者齊天冥冥之中忽然發展為無法者無天。”他有兩個榜樣，時時津津樂道。一是孫悟空，顧城自稱屬猴，七十二變無不可；二是毛澤東。
可是在新西蘭的荒島上，如何實踐“無不為”？
或許正是落到荒島謀生，才需要“無不為”。
《老子》中明顯把“無為”作為“無不為”的條件，前者為實踐原則，後者是其效果評價。在荒島上已被迫“無為”，“無不為”就成了一個心理屏障。
這很容易理解：在似乎無所不能時（例如在國內被崇拜者包圍時），顧城這樣性格的人，恐怕首先想想如何“無為”以靜心。但是，國外孤獨。所謂“國際會議”大多是歐美人聽異域奇談，沒有什麼對話可言。荒島隱居更孤獨，走了一個英兒，就不會有第二個。
此時，“無不為”的魔影就會越走越近。
十四
那晚，在柏林庫達姆大街西端幽靜的寓所，顧城聊了幾個小時，突然轉過話題：“我有時真忍不住，想放火！想殺人！”
虹影拍手叫好，我也莞爾而笑。詩人酒後狂言（顧城不喝酒，但獨處久後，竟然有與同行自由自在神聊的機會，不免“言醉”）。但看他的眼神，我明白他的確有股抑製不住的狂躁。
“真人一切無不可為。中國的真人，換一個角度也可被視作魔鬼。”
如果人心都有真情，那麼人心都有魔鬼。而以人心為自然者，也就是魔鬼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