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實在的西方世界，哪怕是隱士的島上，也要設法賺錢謀生，詩賣不了錢；要學開車，不然隻能步行；要學外語，不然稅單支票都無法對付。母語都不自然，外語絕對更不自然。1988年起，顧城定居國外已經兩年，卻拒絕繼續學英語，就是這種對強迫“異化”的破壞式的反抗，一種絕望的抗議。
他在詩中寫道：“我把刀給你們，你們這些殺害我的人。”
這個對抗太尖銳。他總有一天會失手。
十五
他似乎很早就為不可避免的結局做準備。他的詩中，“死”是一個貫穿主題，而且“死”與“童心”互相滲合。兒童期之可愛，就在於它不會墮落為成人，它向夭亡前進。萬物有靈，死亡是轉入更新鮮的生命的升華。
“生存與否不是哲學問題。”顧城拒絕做哈姆雷特，他是中國式的真人，死亡對他來說是美麗的：閉上眼世界就不複存在；進入夢，無為就轉成無不為。死亡解決了一切生之悖論。
凶手
愛
把鮮豔的死亡帶來。
“愛”單列一行，語義歧出，可謂自然而妙，誰知竟成妙語！
他一直在預習死亡。
他沒想到的是，生之悖論，世俗強有力的複雜性，一直緊追著他，一步沒放過他，最後給他一個最狂躁的死。
太史公雲：“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十六
這篇文字一直避免說謝燁，是因為謝燁和我們一樣正常而不“自然”：她是一個熱情的好朋友，一個有才氣的詩人，一個慈愛的母親，一個操勞一切的妻子 。謝燁極聰明，什麼都一學就會，既誠懇又有心計，既善於持家又善於與人周旋，既傾慕顧城之才又明白嫁非所人——總之，她正是“非顧城”的一切。
她是一個能維護自己利益追求幸福的女人。
是謝燁推動顧城有所為。沒有謝燁，顧城恐怕寧願述而不作，詩成即棄。顧城堅持任何會議必須同時請謝燁，恐怕不僅是“帶路”、“翻譯”。不是謝燁有意，顧城怕也無心緒。
現在有人說從“英兒”其事，到《英兒》小說寫成出版，都是謝燁的金蟬脫殼計；18個月的周遊世界，是謝燁逃離小島的成功嚐試。
陳若曦說，看謝燁對顧城無微不至的照顧，真是一對“金童玉女”。
二者可能都是真的，作為外人我們無法判斷。
我們可是親眼見過：顧城滔滔不絕說到什麼時，謝燁突然沉下臉：“離就離，什麼可稀罕的？”說實話，我總覺得女人最可怕的是敢於當客人麵向丈夫甩臉。但誰都有權做“真人”。
十七
這是個神仙也得發愁的局麵：作為詩人，強迫自己不信任語言；作為文化人，滿懷與文化對抗的情緒；不屑世俗者，不得不處理包括兒女情的世間雜事；鄙棄名利者，不得不接受獎金周遊歐美繁華世界；循世歸隱者，遲疑躊躇不歸荒島山居；女兒神性的信徒，不得不對付追求塵世俗福的女人們；本來用“正本心”的地方，成了無法化解悲劇的絕地；力主清心純本者，落入爐火的吞噬。
這一連串可怕的悖論，螺旋般絞在一起，越旋越緊，像絞索。最後的破滅性解決，已經注定。
十八
這不是中國古典哲學、道家或佛家所本有的困境。
悖論是存在的，但各學派自有一套解決的辦法。佛家的體用說，分隔彼岸與此岸，以“悟”為超越之橋，以出家或靜修為隔離之法。而禪宗“即心為佛”式的悟，降低要求，把超越的迫性推遲了。
《老子》貴“知足”， 要求“安其居，樂其俗”；《莊子》主張作適當遷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且對人生各種難事必須“無情”到“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可以說，所有這些方式，都是區分思辨哲學（包括詩學）與實踐哲學。思辨哲學是精神的、個體的、自省的、不計利害的。它可以自由到“出入六合，遊乎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要保持這種自由，就絕對不能用這種“自然而然”來指導實踐。
顧城不區分二者。詩是他的唯一生命方式，唯一邏輯，唯一人際關係處理原則，這使他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少見的純粹詩人——以詩學為理論哲學的人。
他明白這代價。他一直在抒寫死亡、歌頌死亡，就是在想象中釋放積儲的危險。他感覺到恐怕隻能用死完成他的詩，卻沒有想到用橫死提前結束兩個人的生命。然而，在最後一刻，他沒有能夠逃脫，現實抓住了他的神經，血腥地點爆了死亡詩學。
遠遠的，是誰在說：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鹹其自取，怒者其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