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一位詩論家——邵洵美的詩歌批評
這本詩論集，英文的，中文的，合起來是相當厚實的一本，討論了中國詩外國詩白話詩傳統詩的各種問題。但是按年代一排，可以發現邵洵美寫這些詩論文字，前後隻有5年時間：從1934年起斷斷續續發表這方麵的文章，1938年至1939年似乎是邵洵美詩論的爆發期，他在《中美日報》上連載了近一年的《金曜詩話》，然後就完全停筆，再也不談詩。
邵洵美的其他文字，其他活動，延續歲月長得多：翻譯，他做了一輩子，從1926年起，到1968年去世後依然有譯稿等待出版；編刊物開書店更是這位文壇活動家的本色行當，從1924年他18歲時編輯《獅吼》到1950年去北京試圖擴展“時代書店”未成才告結束；他的小說和散文寫作也從年輕時延續到40年代。他也極多產，一年可以寫15萬，可以寫80篇文字，延續多年。30年代，他一直保持了大致一星期發表一文的寫作熱忱。這些並不奇怪：邵洵美是文壇全武行，十八般武器全使得。他鳴於世的是詩，是詩評，偏偏這兩種活動延續時間最短，詩隻寫了8年，從1924年19歲開始，到1933年27歲時他就放下詩筆；從1934年，他開始寫詩論，直到1939年失去了發表的領地。作為詩人，作為詩論家，看來邵洵美珍惜羽毛，不得不寫，才寫。
而且，邵洵美寫詩時不寫詩論，寫詩論時不寫詩，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個人性的。也許1931年底徐誌摩的不幸去世，對他的打擊非常大，讓他停筆寫詩。也許年近而立，讓他心性成熟，能夠靜下心來細看細評。不管怎麼說，把這兩種活動在自己生命中隔開，給了他的詩論一種氣魄：寫詩論詩評，本來就需要一個必要的批評距離，不至於為自己的作品吆喝，也不在自己心儀的路前打鑼。邵洵美討論許多人的詩，對許多當事詩人讚美有加，卻從來不談自己的作品，一行都沒有引過，一首也沒有提過，連他自己也寫詩這句話都沒有說過，最多隻提到他作為編輯處理來稿的經驗。這是他的詩論至今耐讀的先決條件。
邵洵美的詩論是“為時而作”，是他生命中某個階段有感而發，更因為是中國詩歌已經發展到了某個階段，迫使他有感而發。到1934年，中國詩的發展的確到了一個關鍵點：早期反傳統的戰鬥熱情已經難以找到敵人，開拓新的語言方式的使命感結束了，各種“嚐試”也到了檢視成果的時候了。批評成了一個突出的薄弱環節。這一點邵洵美看得很清楚：“現代中國文壇上，詩是被人用得最多的一種體裁……但是，我們都知道，小說與戲劇的進步卻更其來的顯明，缺乏批評不能不說是最大的原因。”
這個工作需要有人來做，邵洵美挺身而出來做這個工作，是順應時代需要，也是他自己的使命感使然。而且這個工作也隻有邵洵美才能做：他本人是詩人，學文學的留英學生，參加過多種社團，作為刊物的編輯，了解文壇動向，出版甘苦，“滬上孟嚐君”也使他結交各方各派的詩人。30年代，是流派時代，是爭論時代，流派之間的爭論會忽然變成個人意氣。要能超脫，就得有胸懷。
邵洵美拿起詩歌批評之筆，也是因為一批傑出詩人突然出現。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醒人們“詩壇並不沉寂”，詩壇其實從來沒有如此熱鬧，因為“他們的技巧是一天天成熟，他們的才能也一天天在發展”。“他們”是誰呢？是卞之琳、朱維基、方瑋德、曹葆華、陳夢家，可以說這些都是新月派的朋友，但是他對臧克家、戴望舒、方令孺一樣讚美，這些都是1933年出版了詩集的青年，這一批“30年代人”，無論左或右，這時候顯現了異樣的才華，30年代初期，正是中國新詩一次規模不小的星河爆發。他也注意到左翼詩歌，救亡詩歌，在他連續幾年署名zau sinmay（“邵洵美”三字的上海音英文拚法）為英文刊物《天下》寫“新詩年記”（poetry chronicle）中，介紹了郭沫若、田漢等。
但是邵洵美並不是沒有自己立場左右逢源，他的詩論，應當說有偏愛而無偏見。他一直被認為是唯美派詩人，他的詩論卻並沒有追求唯美，他隻是並不隱瞞對形式特別注意，這在30年代很不容易做到。他呼應梁宗岱的論斷：“詩，最高的藝術，更不能離掉形式而有偉大的生存。”這話不是空話：他手裏有形式美的最佳例子，卞之琳剛出版的《魚目集》。他不無欣慰地說：讀過此詩集，“我們便知道初期白話詩的秧苗已成熟地結實了”。他呼應陳世驤，稱讚卞之琳詩是“內容與形式的絕對調和與統一”，甚至認為比徐誌摩的詩“在技巧方麵已經更進了一層”。他特地舉出《距離的組織》這首詩，來與胡適對比。為了堅持自己支持的觀點，他不惜與朋友對壘：為了捍衛卞詩“晦澀”的權利，他不惜反對胡適與梁實秋，指出梁實秋“缺少文學批評家應有的了解的能力與虔敬的態度”，而胡適要求新詩“人人看得懂，人人寫得來”，被他一再嘲笑為荒謬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