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難能可貴的是，邵洵美沒有手捧西方文學的飯碗，借熟悉西方新出詩派新出理論，一味拿“時新”唬人。雖然他1934年的長篇論文《現代美國詩壇概觀》，令我這個大半個世紀後研究美國詩的人汗顏：他不僅對美國詩壇的掃描切中要害，許多基本文件，例如t·e·休姆的《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以及《意象派原則》在這篇文章中也是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來。但是他並沒有被意象派對中國詩的熱心過分趾高氣揚，他冷靜地指出：中國古典詩對意象派，就像指南針對現代科技，都是文化轉化後的產物。他指出研究新詩應當用的方法之一是“中國與外國的比較”，為此他寫了長篇論文confucius on poetry(《孔子論詩》)，詳細比較了儒家詩觀，與希臘人的立場。這是中國最早的比較文學論文之一，在中國尚無這個學科，甚至還沒有聽說過這個名稱之前，有此實不必有此名。
同時，邵洵美也是最早提出新文學對傳統否定過多的批評家之一，他說他經常指出應當“補足新文學運動者所跳躍過的一段工作：即造一個‘文學的過渡時代’”。因為中國文學從舊到新，一步跳過了必要的過渡，應當回過頭來補一補：要把過於“西化”的文學往回退一點。這樣的號召，的確需要魄力。
特別要談一下的是1938年11月到1939年6月在《中美日報》上連載31篇的《金曜詩話》，這是30年代最長最徹底的係統詩評，有四萬多字，是一本書的規模。邵洵美是在避居租界時寫作這批文章，這兩年正是他與項美麗合作編輯《自由譚》的繁忙時刻。這部詩論顯然是以普及為目的，擬想的對象是讀報的大眾，但是觸及問題之全麵，組織之縝密，按部就班有計劃地討論了中國現代詩歌的方方麵麵。誠然，30年代有過各種翻譯的詩論，真正針對中國新詩的係統詩論專著隻有個別例子。到1939年前，中國還沒有過如此係統的中國新詩評論。可惜寫成之時正值兵荒馬亂，這個係列批評未能印成書，否則應當是中國最早的詩歌藝術專著之一。
這本詩論不容易寫，不僅是因為必須對新詩全麵發言，不躲避任何問題，而且整個中國已經被抗戰的烽火吞沒，中國詩歌，整個中國文學，在戰爭中動員起來。邵洵美本人也參加到抗戰事業中，翻譯《遊擊隊歌》。奧登與依歇伍德在《戰地行》（journey to the war）一書中描寫了秘密從敵占區潛往上海，會見邵洵美等人的情景，參與翻譯出版《論持久戰》。雖然戰時宣傳壓力非常大，然而一旦回到詩歌理論，邵洵美的詩學觀念幾乎沒有任何改變。《在抗戰中的詩和詩人》等好幾篇專題中，他麵對抗戰時詩歌的任務這個棘手的問題，立場毫不退縮，措辭絕無含糊：“詩的確是可以深入人心的宣傳工具，但是深入人心的宣傳工具卻並不隻是詩。”
讀邵洵美的詩論，有時恍然昨日，他討論的問題，許多在今天依然是問題；他說的話，今天依然需要傾聽；尤其當他仔細分析漢字發音對意義的作用，唇鼻音“膩性”，唇送氣塞音“敵性”，舌尖邊音“活性”，舌擦音“凶性”，唇齒擦音“動性”，不禁令人拍案稱絕。我經常感歎中國文人說大話談玄的多，做實事想問題的人少，對漢語發音的“像似符號性質”（phonetic iconicity）細致分析的有心人，至今我隻看到邵洵美一人。
尤其當他提出黎錦暉“毛毛雨”等歌詞創作，“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實在是不可抹殺”，把歌詞與詩相提並論，恐怕半個世紀之後，今日的詩評家，還缺乏視歌詞為重要詩體的眼光和胸襟。
尤其當他一再說：“我們今天隻有寫詩的人，而沒有讀詩的人”，我不禁莞爾。我們的確需要邵洵美來教我們如何讀詩。他指出批評實際上是新詩最薄弱的環節，新詩缺少的是“中間人”，他看得很準。但是他不停留於指手畫腳，他動手解決問題，而我們就有了這滿滿一本值得一讀的詩論。許多人說邵洵美是公子哥兒，洋場闊少，自奉不菲耽於享受，散漫而無章法。但是請看這本詩論集：有幾個詩人想問題如此係統周到，但是整個中國批評史幾乎從來沒有提到過邵洵美，他作為一個詩論家的成就一直沒有人注意到，這是奇怪的事。
是的，還是他，這位著名的唯美詩人，但卻是一位認真的、勤奮的、論述係統的詩歌批評家，寫的詩論在70年後，依然值得我們好好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