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的雨：卞之琳論
一、第一個“同步現代派”
中國現代詩人，大部分又是外國詩歌研究家、翻譯家。他們讀的西文詩，可能很“當代”，而難以解釋的是大部分接受西方19世紀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從總體而言，浪漫主義與早期新詩主流在詩學原則上相契合，主客之間有相同的語言。因此，雪萊、海涅、朗費羅、惠特曼、裴多菲的精神和詩行，可以很自然地進入郭沫若、徐誌摩、聞一多、蔣光慈等人的作品。這種局麵導致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之間產生斷層，部分原因在此。
30年代初，卞之琳、戴望舒等一批青年詩人出現於中國詩壇。他們迥異於詩界前輩的特點有二：一是他們所接受的西方影響不是19世紀浪漫主義，而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達到高潮的西方現代詩；二是他們注意繼承中國古典詩傳統，自覺地用各種辦法試圖將中西傳統結合起來。這一批年輕詩人的出現，讓人感到中國新詩開始走向成熟。
而在這一批詩人中，恐怕卞之琳受惠於西方現代詩最多，受惠於中國古典詩歌也最多。
首先指出卞之琳創作這種特征的是李廣田先生。李廣田作於1942年的長文《詩的藝術——論卞之琳的〈十年詩草〉》，是我所見到的研究卞詩的最佳論文。李廣田說：“作為一個詩人，作者在其思維方式上，感覺方式上，不但是承受了中國的，而且也承受了外國的，不但是今日的，而且還有那昨日的，所以，在作品內容上可以說是古今中外融會貫通的。”
對這一問題，卞之琳自己也有所陳述。他談到過年輕時對中國古典詩歌狂熱的愛好，“自己從家裏找到的一些舊書裏耽讀過一些辭章”。他最喜愛的詩人是晚唐詩人李商隱與南宋詞人薑夔。1929年卞之琳離開出生的南方，北上就讀於北京大學外文係。在這之前，在中學階段，他接觸到的一些英語詩大部分是19世紀作品。在北京大學，他開始係統地接觸英語和法語的現代詩人的作品，而卞之琳的詩人生涯，也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據當時在北大任教的英國爵士哈羅德·艾克頓(haroid acton)回憶，1933年他在北大教英國文學，第一次把“有修養”的教授所不齒的《荒原》和《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列為課文，而當時均為北大英語係低年級學生的陳世驤、廢名、林庚、李廣田、何其芳、陳夢家、卞之琳，均獻身現代詩。
卞之琳追述說：“最初讀到20年代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還好像一見如故，有所寫作不無共鳴。”
注意“一見如故”這四個字為什麼從未謀麵卻似曾相識？因為卞之琳發現20年代西方現代詩人與他先前所沐浴其中的中國古典詩歌傳統有很多相通之處。
卞之琳是個惜墨如金的詩人，他的詩作50年中不過百來首，而大部分集於1941年出版的《十年詩草1930-1939》之中。就中西詩學交融而言，這百來首作品提供了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一位與艾略特、奧登等西方現代派詩人“同步”的中國現代詩人。整個20世紀這一百年之中，卞之琳是締造同步彙合的第一人。
二、動力的官感性
官感性是現代詩歌語言最基本的藝術特征，是西方詩歌脫離浪漫主義進入現代階段最明顯的變化。在這之前的西方詩歌，不管是浪漫主義還是古典主義，多的是訓誨說理或直抒胸臆，官感上具體的意象隻是用作襯托感情的背景，或解釋道理的比喻。西方詩進入現代詩歌階段後，官感性越來越強，甚至整首詩幾乎全部在具象語言中展開。詩不是號碼式的語言，而是一種看得見的具體的語言，“使你不斷地看到一種有形的東西，使你不至於在抽象的過程中運動。”
而這種官感性，卻正是中國古典詩歌，尤其是其中最吸引人的那部分——山水詩的重要藝術特征。埃茲拉·龐德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現代詩人對中國古典詩歌感到“一見如故”的原因，“正因為中國詩人從不直接談出他的看法，而是通過意象表現一切，(西方)人才不辭繁難迻譯中國詩。”他甚至感歎地說王維是“現代人”、“巴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