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傳”提供許多證據說明李宗吾雖然處在“原生態”，但並非講李宗吾隻是昧於世界和中國大勢的“鄉曲之士”。他對於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動向並不陌生。他的思考大多與當時思想界關注的問題有關。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疑古學派、科玄之爭等社會運動和學術討論，李宗吾的著作中都有反映，而且是站在前沿的。
例如寫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我對聖人的懷疑》中所表現的反傳統、反專製、反孔、反皇權的思想與“五四時期”的啟蒙者、思想家是很相似的：
中國的聖人，是專橫極了，他莫有說過的話，後人不敢說，如果說出來，眾人就說他是異端，就要攻擊他。……學術上的黑幕，與政治上黑幕，是一樣的。聖人與君主，是一胎雙生的，處處狼狽相依。聖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聖人就莫得那麼尊崇；君主不仰仗聖人的學說，君主也莫得那麼猖獗。於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聖人，聖人就稱起王來了；聖人把他的名號分給君主，君主也稱起聖來了。君主鉗製人民的行動，聖人鉗製人民的思想。……中國的人民，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民意不能出現，無怪乎政治紊亂；中國的學者，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術消沉。因為學說有差誤，政治才會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
這一段把儒家思想與專製帝王的關係說透了。雖然這些想法可以在二十世紀初的報刊（如《國民報》《大陸》《越報》等）上聽到一些類似的回響，但這些報刊不是辦在海外，就是辦在外國租界裏，大多在東南沿海，閉塞的四川未必能看到。應該說這些想法都是李宗吾從自己的頭腦（他稱作“囊”）中拿出來的，如探囊取物一般。怪哉！李宗吾。
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許多思想者認為四川學界比較保守。產生過廖季平、吳虞、李宗吾的地區怎麼能說保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