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俞平老仙逝時，古代室內幾位同仁商量湊個挽聯以表達對前輩的敬意，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磨叨平老的為人時，“人淡如菊”這四個字突然湧上我心頭，覺得它特別能夠概括平老的為人。其實，雖與平老同一個單位工作，我是1980年才到文學所的，根本沒有見過他幾麵，“人淡如菊”的印象是從讀他的書和聽所裏老人講有關他的傳說那裏得來的。平老待人處世是謙和的，幾乎與世無爭。“文革”中，當“紅衛兵小將”批鬥他的時候，給他戴的帽子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老先生還謙和地爭辯說“反動有餘，權威不夠”。這種聲音在那個時代聽來是多麼滑稽可笑，但又使我們感到這種謙和人生態度是深入其骨髓和血液中的，所以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流露出來。
幾十年了我們很少談謙和，在傳統教育中，這是很重要的一環。《易經》有一卦即名“謙”，卦辭有雲“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是說君子應該以“謙”來約束自己。俞平伯這一代知識分子深受影響，而我們這一輩接受的教育都是無條件的“鬥爭”，被表彰的是“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稍有畏縮就被視為立場不堅定。前幾十年是在“政治”上，你死我活沒完沒了的“鬥爭”，現在是“經濟”上，揎拳捋袖寸利必得的“鬥爭”。也不給那些不愛“鬥爭”、不善“鬥爭”的人們留些空間，真應了古人所說的“爭名於朝，爭利於市”。
人生世間，從廣義上說“爭”大約是不可完全避免的，意見不同、利益有別都是“爭”的出發點或理由；但這隻是問題的一麵，人們在許多情況下還有利益相同和意見一致的時候。另外，我們看問題的角度也很重要，有個故事說，一位老人兩個兒子，一個在田野幹活，一個賣傘，每當下雨他就為在田野上幹活的兒子擔心，怕他淋雨；晴天則為賣傘的孩子擔心，怕他沒有生意。有人勸他說，為什麼不從另一麵想呢？世間許多利益都可以作如是觀，有得有失，有失有得。選擇後一個角度，便能給生活開拓出無限寬廣的天地。至於個人的意見的差異更是可以心平氣和的討論，進德修業，解惑答疑是離不開討論的。這些是讀了《暮年上娛》葉聖陶、俞平伯兩位老先生從1974年到1985年的通信集生發出的感想。
當時已經七八十歲的兩位老人。像“打乒乓球”一樣你來我往，或數日一信，有時甚至一天數信。他們的討論範圍極為寬廣。如本書《序》中所說的“國運家事，典籍字畫，新撰舊作，砌草庭花，以至宇宙觀、人生觀、無所不臻”。這是兩位老人自己開拓出的空間。“文革”末期（1974—1976年）極“左”勢力忙著奪權批鄧，沒有人管他們二位了，粉碎“四人幫”後，思想日益多元，人們較為寬容了，他們才有可能在自己的空間專心致誌撰寫這些精美信件。
信中涉及的人和事，紛紜複雜，難以一一縷述，但也可以一而概之，這些文字都有葉俞二老的影子，或清晰或朦朧，在字裏行間跳動。從中我們感受的社會氛圍不是風行於當時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和喧囂一時的“反右傾批鄧”，那種粗鄙的但卻似乎不可一世的流風。從這裏我感受到的是高雅、是文化〔原來還有那麼多久已被忘卻的話題這些雖然已經被排擠出主流社會，但還頑強的在一些人中流動。從這一點上也可以說，“文革”不管來勢多麼凶猛，但畢竟不能把在中國人身上存活了幾千年的文化掃蕩以盡。因此談到“文革”中國文人的精神狀態時，就不能說人人都是囚首垢麵，也還有人保持著傳統文士應該有的姿態。
《暮年上娛》中許多封信宛如明人小品，令人讀而忘倦，很久沒有享受這種閱讀的愉快了。如果非要勉強的評價它們一下的話，那麼可以抄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關於“典雅”的那一段“買春，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蔭，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