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的思想特征我總結了四個。第一，他們希望社會動亂，隻有社會動亂，皇室被打倒，位於底層的遊民才能升到最高層，比如劉邦、朱元璋都是遊民出身，這個給了人們很大的示範效應。宋代的戲劇演出分為很多類，而其中“發跡變泰”類就是遊民的理想，“發跡變泰”就是“平地一聲雷，想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而這類題材恰恰在《水滸傳》中得到了體現。《水滸傳》表現的主題不是過去常說的“農民起義的故事”，實際上是“遊民成功與失敗的故事”。遊民的性質是反社會的。第二，由於遊民擺脫了宗法的約束，所以具有主動進擊精神，用電視劇中的一句歌詞就是“該出手時就出手”。用《三國演義》中的一句話就是“先下手為強”。第三，遊民隻顧眼前利益。他們在組成像“梁山”這樣的幫派的時候，是隻講“幫派”或者說隻講“敵我”，不講“是非”的。比如同一件事情“梁山好漢”做的就是對的，不是“梁山好漢”做的就是錯的，再比如我們都說“逼上梁山”，林衝是被高俅逼上梁山的，可是秦明和盧俊義是被誰逼上梁山的，那是被“梁山好漢”們逼上山的，而且鬧得家破人亡。好像上了梁山就是他們最大的幸福了，其他什麼都不用想了，我們現代人是絕對不會這樣來考慮問題的。而作為讀者當我們讀這本書的時候就進入了“梁山”的是非愛憎之中了，進入了這個係統，也成了一種幫派眼光。第四，遊民由於喪失了宗法位置，沒有了角色，相應也就沒有了角色意識，因此他們不遵守儒家規範，而我們中國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文明，沒有了文明，剩下的隻能是野蠻。我們看《水滸傳》裏麵寫到的對女性的對幫派的態度都反映出了野蠻，再比如《三國演義》裏麵“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論調，甚至殺了老婆來孝敬英雄，這些都是儒家觀念所不能認同的。
記者：您在批評《水滸傳》的時候，持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批評態度和批評角度？
王學泰：我們在批評《水滸傳》的時候持的是一種社會學態度，文學除了需要文學批評、藝術批評之外，社會學的分析也很重要，我的社會學分析並不僅僅指向這兩本書，而是指向過去的社會學分析的錯誤。對於文學、社會學的批評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水滸傳》《三國演義》在社會中的確存在影響，老百姓又自覺不自覺地把它賦予了過多的價值，把它當做認識現實、認識政治、認識曆史的手段，那麼，作為文化學者就應該說出真話。
記者：《三國》《水滸傳》這樣的名著是不是沒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了？作為讀者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去閱讀這些名著？
王學泰：提出《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中的問題，並不表示對這兩部作品的完全否定，先代留下的一封信、一首短詩都有存在的價值，我們現在閱讀起來都會得到一定的審美享受。但是我們不能用這些作品中告訴大家解決矛盾的辦法來解決社會矛盾。
看待社會、看待事情都應該采取分析的態度，在這本書中我用了2.5萬字來分析招安問題，有人說我是“叛徒哲學”，我覺得看問題不應該過於極端，采取一味的否定或者肯定態度，我並非誇讚招安，隻是在作純粹的分析，遊民無非是沒飯吃，希望通過造反晚死一會兒，這是很可悲的，就像陳勝起義時說的：“報到晚了是死，舉大事也是死。”統治者給他們一個機會，可以被招安了，可以回家種地了，這對那些遊民來說背叛誰了？難道我們的曆史學家非得讓遊民犧牲了，做烈士嗎？雖然新的理論和說法很多，但是我認為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以人為本”，關注人，任何一門人文科學如果違反了人的基本的需求，蔑視人、看不起人的基本需求，不管它打著如何崇高的旗幟，有著如何複雜的邏輯和道理，都不應該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