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浪漫派”的這種個人性話語與時代主導話語之間具有一種潛在的對話關係。這種個人性話語的出現緣於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實際進程的刺激，並是針對此進程的一種反響和回應。他們屬於近現代思想史上一個喜歡與主流話語唱反調的文化傳統。他們與前現代的文化傳統往往有著深層的聯係，而抗拒和懷疑現代的理性至上、整體主義的獨斷論傾向。他們的思考不停止於任何現實的目標和功利的目的之上。如果說近代以來中國“現代性”話語的核心目標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那麼章太炎在清末就針對梁啟超的“民族國家主義”唱出了反調：“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非最神聖者。”（見章氏《五無論》）針對建立在進化論基礎之上的樂觀主義的進步主義信仰，章太炎也提出了他的“俱分進化論”，對人性可臻至善無惡之境的“現代性”文化的核心信仰，提出質疑。認為：善也進化，惡也進化，所以善惡如影隨形，不可分離，至善無惡之境永遠不可能實現。另外，他還有許多迂闊、悖謬、不合時宜的思想、議論：如倡“私學”傳統反對現代官學製度，反白話文而倡導“讀經”等等，充分顯示出“以自己的思想作主宰”的思想家的風采。1923年的“科玄大論戰”，凸現出科學主義的理性化人生設計與具有人文主義的價值關懷的“玄學論者”的衝突，這可以說是現代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首次正麵交鋒，當時這種衝突從哲學層麵主要表現為自由意誌與決定論的孰是孰非。科學主義者在論爭中似乎占了上風，吳稚暉更以他的“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欲橫流的人生觀”博得一片喝彩。然而我們不應該無視馬克思·韋伯對這種科學主義的“現代人”設計的辛辣的諷刺和挖苦：“沒有精神的專家，沒有心靈的享樂人，這樣的凡骨竟自負已登上人類從未達到的文明階段。”因為科學並不能解決人的生存價值的和意義問題。而新儒家的出現則於“全盤西化”的激進的“現代性”訴求之外，意識到中西之間的衝突不隻是強弱、貧富的衝突而且是基本的人類價值的對峙。因此救亡的途徑並不隻有文化上的“全盤西化”一途，首先應克服的是認為自身文化的內在源泉已經枯竭，非斬斷傳統否則不足以與言現代化的西洋崇拜心理。他們主要關注的是中國固有文化的現代化轉換問題以及現代中國人的精神歸宿問題。所以他們要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場上“為中國文化說話”，倡導一種打破線性進步觀念的文化相對主義觀念，反對將一切社會現實問題都歸罪於傳統文化。到40年代，隨著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的《曆史研究》的走紅，大後方的文化界出現了“東方文藝複興”旗號下的“中國文化重建運動”。馮友蘭、賀麟等人的對傳統文化的再闡釋；“戰國策派”宣揚的文化形態學等，這一切都構成了無名氏創作《無名書》思想文化語境。
第2章 輕逸與沉重——“審美個人性話語”與“時代主導話語”（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