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徐和無名氏的創作看似時代感比較淡薄，實則其創作也都是以重大的時代命題為語境而展開的，對現實的不同關注和理解，構成了其時代感的獨特內涵。“五四”以來的啟蒙、救亡話語，將近代以來的中國人所遇到的困境歸之為中國獨有的問題；將中西文化的問題歸之為曆史時間的差異；將一切的“惡”歸之為某種階級的屬性；並將一切“不公”理解為“不義”，由此成就了一種全方位的激烈的社會政治文化革命話語，為解決中國問題提供了一個根本解決之道。這種文化、政治啟蒙的功利性既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變革，但也限製了人們的視野，使其把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政治化、簡單化、地域化，以為隻要通過啟蒙、通過革命，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這就好比把某種病因複雜的疑難雜症當成感冒發燒來看待一樣，把這個病症說得越簡單、明確，療治者才能越有信心。而患者也才能信任醫生。倘說不出是什麼病，自然開不出藥方，那便不能滿足人們的期待。雖然像魯迅這樣的啟蒙者未必沒有意識到這種啟蒙承諾的虛幻性，但如果放棄了對文化啟蒙、社會革命的信仰，仿佛就意味著放棄了中國在世界上生存的惟一希望。這種準宗教性的對啟蒙、革命的崇拜態度，使一切都圍繞著中國現實的社會問題而展開，鮮有能站在普遍的、共通的人性的立場上，突破現實功利性的考量，逾越國族的界限，揭示人類生存的共相和通病，關心人類生存所共同存在的困境危機和問題。無名氏和徐則是站在這種啟蒙、革命話語之外，而具有某種堪稱迂闊的世界感和人類感的作家。隻強調中國的殊相而看不到人類的共相，也會走向一種劃地為牢的自欺之路。所以，無名氏的《無名書》是要為未來人類尋找一種新信仰，徐的人性之夢顯然也是逾越了種族、國界的人類的共同幻想。他們的這種超越性的追求並非與時代無關，而正是要揭示時代視野所不及的盲區和殘缺，即由於在時代生活中“愛”的缺席，所導致的人性的沉淪以及道德的解體。從他的創作中我們聽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遙遠的東方回聲——“沒有上帝，一切都是允許的。”徐所發的這種感慨與其所處的時代的語境是分不開的。無名氏的《無名書》六卷更是從其獨特的視角對血與火的時代、動蕩時世做出的回應。他要探索的“時代”問題是：知識者為什麼無法拒絕來自一種神聖化的激進的“社會改造主義”的召喚？它的近乎神奇的吸引力究竟何在？他們在一種什麼樣的曆史情境中被卷入曆史？在動蕩的時代“詩人”何為？是做暴風雨來臨前的海燕，在空中歡呼“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還是做黃昏時起飛的鴟梟，發出為人們所厭聞的不祥之言？當“時代”充塞著一種沉鬱、怨毒、狂躁、暴戾之氣的時候；當血與火的劫難被普遍視作是“新天地”到來的必經的洗禮、必付的代價的時候，作為人類良知的化身和人類文明的守護者的知識分子將何以自處、何去何從？徐和無名氏特別是無名氏並沒有也無法回避這個嚴峻的時代所提出的這些嚴峻的問題。他們的選擇令人聯想起那位在二戰前夜預感到人類文明即將遭到滅頂之災的大劫難時，決心要做歐洲最後一個知識分子的瓦爾特·本雅明。雖然他們對於時代的應對往往是立論玄遠、陳義過高，落到實處也就失去了真分量，因而顯得於世無補。但是，正如柯拉科夫斯基所說：“一個從未體會過庸醫滋味的現代哲學家，其思想會是相當淺薄的，乃至其作品也可能不值一讀。”文學也是如此，一個作家之所以稱得上偉大，就在於他對與其生活的時代的重大問題的正視和麵對而不是逃避和隱遁。即使其作品在其時代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它仍然有其超越於時代的人文、曆史價值和意義。
第3章 作為“審美主義者”的“時代”關懷（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