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之所以將“新浪漫派”文學放置在“現代性”的概念架構和問題語境中，來估量其在20世紀文學史上的價值和意義，主要在於“新浪漫派”文學創作本身就提出了中國“現代性”曆史文化進程一些重要的無法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超出我們既往所有的對“現代性”的一元性的簡單理解，從而促使我們跳出既往的以“追求現代”為總體目標的社會政治、文化批判的啟蒙視角，將“對現代的追求”本身這一典型的“現代性”文化現象也作為一個反省、考察的對象，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換的大背景下，在文學和社會的互動關係中，在個人言說和主義話語之間，來考察本世紀文學的發生、發展過程以及所存在的問題和出現的偏向，在對“現代性”問題的反省中，突破觀念束縛，為今後的20世紀文學史研究尋求一條更具包容性、更富生機和活力的生路。這也就是筆者想通過對“新浪漫派”的研究所要達到的重要目的之一。
西方曆史、文化中的“現代性”肇始於16世紀的歐洲，集中表現為一種不同於中世紀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和理性化傾向。在“現代性”文化興起之初，就伴隨著“反”“現代性”的文化的出現，特別是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反”“現代性”的文化思潮更是波起雲湧，成為文化領域的主流。關於“現代性”的批判理論，在近代西方形成了幾種不同的“反現代”的“現代性”立場。一種是對社會製度進行全新設計，倡導全麵的社會改造的“現代性”立場，表現為將“啟蒙理想”激進化，追求社會的徹底平等、公正。另一種是自由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立場，他們比較注重對“現代性”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推海耶克的反對“現代性”的理性主義設計，強調自生自發秩序的自由主義理論和柏林的關於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區分，以及他對於一元論的價值觀和多元論的價值觀的辨析。再就是保守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立場，比較關注審美主義批判和宗教問題。他們對社會製度創新缺乏興趣，更為關注的是個體生命生存於世的安身立命問題以及“現代性”文化所帶來的價值、意義危機。
中國“現代性”文化興起之初，就受到了西方“現代性”批判思潮的影響，力求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實現對資本主義這一社會階段的超越，通過持續的變革，實現一種終極性的“現代性”理想。這種“現代性”批判、超越的特點在於將“現代性”的基本理念、啟蒙理想激進化，以求得其在社會曆史中的徹底實現。它在變革時代的中國社會占據主導地位。其他尚有世俗化的“現代性”形態和審美主義的“現代性”形態。筆者從本人對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文化、文學中的“現代性”的理解出發，提出三個核心概念來把握中國現代文學中三種對“現代性”的理解、認識、和態度。它們集中體現為三種典型的中國文學麵對現代的衝擊的精神反應方式及其潛在的心性結構。
第一種形態是一種信念式、終結性的“現代性”態度。它是一種對“現代性”的激進追求，其特點在於它是將“現代性”作為一種信念來表述、來追求的，它突出表現為一種對於現代的向往、期待之情，希冀社會、文化的“現代性”可以通盤解決一切問題，並以一種理想化的“現代性”原則來批判現實和曆史，由此來推動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按照理性主義的社會整體改革方案，將改造社會的理想付諸實踐。五四時代的諸多主義話語即是這種信念式的、終極性的“現代性”的突出表現形式。其對於“現代性”的想象有異於西方既有的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模式，西方現代世俗化的資本主義在19世紀末已暴露出諸多難以解決的社會、人生問題，並不是20世紀初的理想主義者向往的目標。這種準宗教性的“現代性”所追求目標不是一個現實的目標，而是一個絕對理念，它成為一次麵向未來，追求無限的精神上的朝聖運動。在它那裏，一切有限的東西都將終結，未來將出現某種特殊的事物，一種完全不同於既有的、現在的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將會出現。對現實和曆史的激烈否定，正是出於一種堅信這樣的宗教式的“千年王國”將要出現的，將末世情緒和創世情緒合二為一的，徹底否定現存的一切的激越情感。對曆史和現實的全盤否定正是為這樣一個“永恒正義的新世界”的到來，而掃清一切，由此形成一種隻有“死”才能帶來“生”的“複活”式的“新生”情結。這種信念式、終結性的“現代性”追求具有一種極強的排他性和封閉性，它力求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世界觀來取代各種不同的個體化和群體化世界觀的多元競爭。這是一種處身於相對主義的時代對絕對主義的渴求。這種激進的“現代性”追求是五四時期帶有浪漫色彩的啟蒙主義文學興起的內在動力。魯迅的啟蒙主義和“改造國民性的理想”、巴金的“無政府主義”、聞一多和老舍的“國家主義”傾向等等，都說明那個時代的“主義話語”與文學創作的水乳交融關係。某種特定的主義話語構成了作家的價值偏好係統。更不必說此後的直接以“革命文學”“普羅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三民主義文學”等政治主張為號召的文學運動。它說明20世紀的文學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引導、決定著文學的發展路向。這種“主義話語”的興盛就壓抑了個體言說的空間，使得文學中的“主義話語”成為文壇上的強勢話語、主導話語和流行話語。
第二種形態表現為一種經驗式、世俗化的“現代性”形態，意指一種對傳統向現代轉化過程中的日常生活的感受、體驗和反應。它是生活化的，而非理念化的，是著眼於當下的，而非立足於未來的。所謂“現代性”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由現代生活方式所產生的“活生生的經驗模式。”與信念式、終極性的“現代性”的區別在於“現代性”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一種具有本質規定性的理念，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活。因此，它對於“現代性”的理解是非理念化的，它不將“傳統”和“現代”之分作為判斷一切的基本價值標準，“中”與“西”“新”與“舊”並不具有“好”“壞”這樣的價值判斷的意味在裏麵。生活的欲望和要求是判斷一切的最終標準。它對“現代”的興趣在於物質方麵，而不是精神、理念方麵。它不像前者那樣對於“現代性”表現出一種能動的追求、一種主動地創造曆史的使命感，而是一種個體化的反應，一種對現代生活方式的適應和承受、齟齬和反抗。與前者那種信念式、終結性的對“現代”的企盼不同，其心目中的“現代”不是一個圓滿的理念，而是一種紛然雜陳、令人莫衷一是、充滿希望也令人沮喪的日常生活現實。所以理念化的“現代”追求不是它的旨趣所在，而表現現代、用“現代人”的眼光來打量現代生活，以現代藝術形式凸現現代人的生存感受才是他的興趣所在。在這方麵最有代表性的文學流派當推30年代的“新感覺派”，它用現代情緒來表現代都市生活，用特有的“新感覺體”表現現代都市的繁華和喧囂。它之於現代的態度是一種和光同塵式地融入和沉迷、厭惡和迷茫。要之它是在“現代”之內來表現“現代”的，以“都市化”的心態來表現都市的，這種與都市現代的零距離接觸，就將它與浪漫主義的都市批判區別開來。其後有40年代張愛玲的小說，他的小說也是取材於都市化的世俗人生經驗的。即使是她對世俗生活的超越是建立在充分世俗化的基礎之上的，這是一種所謂“即世間而又出世間”的人生態度。世俗性表現在它看重的是人生中安穩的一麵，所謂“食色性也”的一麵，它不因時代更迭而又根本的改變，是人性中不變的底色，像張愛玲的小說就是這種反“時代羅曼司”的小說，她關注的是變幻的時代中人性中不變的一麵，但是對人生又別具一種出世的眼光，由大俗而趨於大雅。在這方麵另一位代表性文本是錢鍾書的《圍城》，他和張愛玲的小說一樣同屬一種反時代“羅曼司”（romance）的創作，具有一種現代主義的反諷氣質，人物形象趨向於凡庸化乃至反英雄化。在這方麵的作家還有蘇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