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是浪漫主義的“反現代”的“審美現代性”形態
“反現代”的浪漫主義文學也有關於“現代”的想象、憧憬、幻夢，但它是屬於“桃花源”式的審美烏托邦，而不是躊躇滿誌的建築師手中的即將付諸實施的“施工設計圖”。與那種終結性、信念式的對“現代”的企盼不同，其心目中的“現代”不是理性主義設計的將要實現的“美麗新世界”，而是現實世界中的人的一種“詩意的棲居狀態”。徐和無名氏對現實的態度也是一種“即世間而又出世間”的態度，其與張愛玲的不同在於：他們所從事的不是張的那種“反時代羅曼司”的寫作（這種寫作需有一種現代主義式的“反諷”氣質）而是以一種超現實的“審美羅曼司”來取代“時代羅曼司”，從而表現出一種浪漫主義的“反現代”的“審美現代性”訴求。同是表現都市現代生活，他們與“新感覺派”等作家是有明顯的區別的。徐的小說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上海這樣的大都市中的摩登男女，但他對都市生活明顯持一種浪漫主義的批判立場，他要揭示的是都市人“出了賭場又入教堂”的精神上的空虛和迷茫；無名氏的《金色的蛇夜》就更是如此，他所塑造的“負的哲學”的代表就是現代都市中的“地獄之花”莎卡羅。與他們持共同態度的另一位作家是沈從文，他對都市生活也持一種強烈的浪漫主義批判態度。但他們並不是為批判而批判，在這種否定、批判之後都有他們正麵的價值訴求，即他們浪漫主義的人生關懷、理想追求。正由於此，他們對“現代性”的反省批判是一種高度自覺的行為，對現代文化持的是一種建構性的態度。也因此，他們與時代主導話語之間產生了對話和回應、矛盾和衝突。像徐以宗教性的“博愛”來回應時代的“對抗”哲學；無名氏以“天地境界”來超越時代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沈從文則要生活於“神在我們的生命裏”觀念之中。這種種觀念賴以存在的基礎，還是在於“現代性”的個體性原則之上。因此他們與時代的衝突就突出表現在了對於這種個體性原則的固守和維護之上。
在傳統社會的一元論的價值體係分崩離析之後，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多元價值共存的相對主義的時代。價值多元是這個時代無奈的現實但又是這個時代賴以存在的前提條件。正如馬克思·韋伯所說：“價值多神是現代的宿命。”但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人們仍沒有泯滅強烈的絕對主義的渴求，即希望以一種新的絕對主義來統一之，這種絕對主義實現之時也就會帶來“現代”的終結。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吊詭之處就在於狂熱的“現代”追求者最後會變成了“現代”終結者，這是一個應該引起我們重視反省的問題。它關係到一個人們未曾認識到的“啟蒙的辯證法”和“現代性”的“自反性”問題。二戰之後，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被理解為“笛卡兒式的”現代性“的最後勝利。所謂”奧斯威辛之後，再來談詩就是野蠻“即是此意。這種大屠殺發生之後，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批評運動和康德式的絕對律令之類的超驗道德規範都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隻有明確的否定和美學批評尚有可能存在，即使是道德規範也隻能是美學道德規範或非同一的道德規範，由此美學就被視為是倫理的基礎。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人布羅斯基的講演題目就是”美學乃倫理之母，他所強調的就是人格、審美經驗的高度私人性和超曆史的獨立性，審美主義在現代社會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審美主義由於內憂外患的時局和時代對於物質主義的急迫需求，一向非常貧弱，但徐、無名氏的“新浪漫派”所代表的審美個人主義，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遺產，它也應該成為我們理解、反省現代性問題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文學資源。
對“現代性”問題的探討在當今西方也是一個熱點問題。U·貝克、安東尼·吉登斯等提出了走出“簡單現代性”的“自反性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觀念。對“現代性”問題作過這樣的闡釋，他們將“現代性”區分簡單的“現代性”和自反性的“現代性”。前者指對傳統的理性化的啟蒙時代“現代性”，後者這是指這種簡單“現代性”反作用於自身會出現消極影響、不良後果以及新的發展、新的可能。他們不回避“後現代主義”凸現的“現代性”危機。但他們並不認同後現代論述的立場，理由在於後現代的激進解構立場喪失或否定了“現代性”構想中的合理性理念。同樣，哈貝馬斯也反對後現代主義的虛無主義立場，而強調“現代性”是一個有待完善的“未完成的工程”。對“現代性”的認識須持有一種冷靜、客觀的理性態度，特別是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還遠未完成，“現代性”的合理性成份尚未得到完全實現的當下，需要特別避免的正是驚世駭俗式的對“現代性”的完全否定。但從“信念式、終結性的”現代性“觀念”中走出仍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則就會陷入一種“現代”迷信之中。在這種對“現代”的狂熱迷信、盲目崇拜之中，可能會導致對“現代性”的負麵因素——“自反性”後果喪失應有的警覺。“新浪漫派”固然為我們反省時代主導文化提供了一種思想資源，但也應該充分認識到這種“反現代”的“審美現代性”的不足和局限，他們對“現代性”的批判本身也應該成為我們反省的對象。
筆者在文中提出三個未盡完善、精確的關於20世紀文學史上的“現代性”形態的概念區分，並非出於建構龐大批評體係的意圖，隻是為了論述問題的方便。首先，它有助於揭示時代主導話語與個人性話語的關係。如“信念式的終結性的”現代性“是”現代性“初萌時期一個必不可免的階段。特別是在後發展國家的中國，為”現代性“鳴鑼開道，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是必不可少的。應該反省的是，這種對”現代性“的狂熱崇拜、追求可能和已經產生的自反性結果，從而避免對”現代性“問題的單向理解。其次，它有助於揭示新浪漫派在”現代性“的問題視野下所呈現出的文化特性。”新浪漫派“素來為正統的文學史著作所排斥，一是在其中難以發現為既往的研究者所重視的從啟蒙、革命的立場上來判定的價值和意義；一是”新浪漫派“自身的特點所致。與積極地推動社會的進步，與時代同步前進的主流文學相比，它隻是消極的維護個人的自由的生存原則，並以一種逃離中心的邊緣立場對表達個人對於時代的關切和質疑。對重大的時代問題：如”社會公正“問題的回避，使他們在其時代顯得無足輕重，影響力微弱，在對現實的把握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偏失。他們唯美主義的文化、心理自戀傾向，也限製了他們與時代進行深入有效地的溝通和交流。所以，他們難以寫出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對時代的各種對立的思想都有一種深切的理解、真正能夠傳達出時代思想的內在多元性的”複調小說。而且他們小說中流露出的帶有精神貴族“色彩的唯美情調、個人趣味、形式實驗，使其創作與時代的嚴峻形成極大反差，人們往往將他們與專門從事媚俗性寫作、通俗文學的作家混同起來，這就使其創作無法得到嚴肅地對待。筆者對”新浪漫派文學的研究主要是在一種思想、文化的框架中進行的，可以說是一種對於文學史的文化研究。筆者無意對他們的創作給予言過其實的褒揚或貶抑，隻是力求客觀地從曆史、文化、文學的角度對其創作進行闡釋、分析和價值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