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末，李鴻章就驚歎中國將麵臨：自中國文化有史記載以來“三千年未有之巨大變局！”20世紀的中國的確發生了海立山飛、天翻地覆的奇劫巨變。從世界範圍來說，這也是一個盛行過太多的理想，卻又使一切理想為之受挫、蒙塵的世紀。西方文學在對20世紀人類血與火的曆史的反省中，產生出一係列標示其時代良知的文學名著：美國有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庫爾特·馮尼庫特的《五號屠場》、托馬斯、品欽的《萬有引力之虹》等等；英國則有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戈爾丁的《蠅王》，赫胥吏的《美麗新世界》；蘇聯則有帕斯特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捷克則有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等等。而中國的20世紀也同樣經曆了甚至比西方還要跌宕起伏、千回百轉、波瀾壯闊的動蕩曆史，但文學中對這段曆史的再現和反思的深度、力度尚不能與上述巨著相比。其中的問題何在？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首先，它與一種文化眼光的短視、急功近利有關。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文學與曆史的合而為一，使得文學喪失了反思曆史、質疑時代的可能。近現代以來，由於民族生存的危機，將人們的生存境界普遍限製於功利境界中，往往以“時代問題”取代“人生問題”，滿足於對一些根本性的人生困境給予一種意識形態性的簡單解決，缺乏一種形而上的究元決疑的探索精神。這就使其難以超越於時代之上，而思考影響人類生存的一些根本問題，這是終極價值關懷的缺失造成的結果。其次，它也與激進“現代性”和與之相對應的“審美現代性”在文學發展中的嚴重失衡有關。20世紀的現代文學基本上為“現代性”的宏大敘事所主宰，“現代性”的本質就是合理性化，這種合理性化導致的結果是使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產生了危機，工具理性、意圖倫理膨脹，價值理性、人文關懷失落。它雖然使人類成功地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但其存在的問題卻是不容忽視的。由於中國急於步入“現代”的迫切性，所以出現了一種對待“現代性”的理想化態度，將“現代性”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應靈藥，缺乏對其的一種冷靜、審慎的思考。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人們為一種“桎梏性的進步遐想”所支配，不假思索地墜入一種對“進步”的迷信之中。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現代性”批判思想的貧弱，匱乏，在這方麵，“新浪漫派”文學就突出地表現出了其“反現代”的“現代性”意義，他們對“現代性”的負麵效應：如意圖倫理的盛行、“時代”和“永生”的分離、人類中心主義的膨脹、人生終極價值和意義的危機等都有充分的認知和警覺，並以他們的創作表達了他們對於“時代”的憂慮。所以他們的創作應該是我們反省20世紀文學、文化現象時的一個不應被忽視的獨特存在。但“新浪漫派”左不逢源，右不討好的自我疏離姿態，使他們在文壇上的命運可謂是坎坷多艱，至今也沒有引起文學史家足夠的重視。
20世紀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換的艱難曲折的曆史，是現當代文學創作一個應該倍加珍惜的豐富的文學資源。要真正地激活、穿透這段曆史，就需要走出人類自設的種種精神誤區，返回存在的本源，直麵曆史和人生的真實，挖掘個人獨到的生存體驗，從而形成自己對時代和人生的獨到的理解和判斷，這是產生無愧於這個時代的大作品的必要條件，而這也恰恰是當代中國文學中最缺乏的品質之一。筆者矚意於一種對現代文化、文學的反省性的建構立場，目的、用心也正在於此。
第一章 時代潮流與個人選擇
少年時代正值“五四”和“北伐”之後，正所謂在大浪之後的餘波。那時的青年、少年們愛高談主義，無論政治上的或學術上的主義都談。他們對於主義的真麵目往往是渾然無知，頂多是一知半解，停留在新聞報道的那一個層麵上。可是，不管懂還是不懂，他們都談得是那麼起勁，那麼熱烈，甚至於為它效忠，為它拋頭顱灑熱血。他們對於社會國家的前途抱有責任感，愛追求理想，希望古老的中國現代化，希望新生的中國強大。要談隻談大事，要追求隻追求理想。
——殷海光的回憶
說我們是睡在噴火口上？又說我們是在做夢？好的！我們隻愁沒有夢，隻愁有夢也要醒，隻愁夢醒之後要看見接觸感受世上的一切。假使我們真能有夢，有一個永世不醒的夢那是多麼的高興啊！即使隻有暫時的夢，我們也還是喜歡這夢的。因為隻有夢是好的，在夢裏一切都是愜人的滿足，即使它是痛苦也芬芳的；即使它是恐怖也燦爛的；即使它是悲哀也甜蜜的。況且還有使心舞肉躍的奔放的夢，使神安誌寧的怡暢的夢這些歡樂的夢。
——章克標《來吧，讓我們沉睡在噴火口上歡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