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五四”時期的文壇相比，30年代文壇首先呈現出一種政治上的兩極對立傾向，一方麵是南京國民黨政權極力推行思想、文化上的專製主義，鉗製輿論，設立圖書審查製度，實行“全國黨化，全黨軍政化”，在政治思想領域，以惟一“正統”自居，極端排除異己，不但對共產主義理論要鏟除幹淨，其他一切異己的思想如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乃至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改組派理論也都在禁止之列（這種極端的專製主義使國民黨當局事實上陷入了喪失人心、千夫所指的孤立狀態）。另一方麵則是除“正統”之外的一切“異端”思潮都進入了一個空前活躍時期，各種政治黨派、社會、文化團體都紛紛自辦刊物，宣傳自己的政治文化主張。以致1933、34年被稱為是“雜誌年”，各種刊物如雨後春筍般萌生出來，令國民黨官方防不勝防、查不勝查。因為當時辦雜誌隻要有經費就行，胡風曾回憶起他所辦過的一個叫《木屑文叢》的刊物，起因是“記不起是哪一個左傾的青年，弄到了一點錢，要我出刊物。這是三十年代常有的情形。都是出一二期或三四期，錢用完了，刊物也遭禁”。在這一切時代思潮之中，最活躍、最有影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思潮。新文學的第二個十年的開端，並沒有因為“北伐”的失敗、“四一二”政變的血腥屠殺，而使人們減弱社會革命的熱情，相反激起文學向進一步的激進的“革命化”方向發展，“普羅文學”成為領時代風騷的文學，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開始產生巨大影響。學者、雜文家田仲濟，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在他的回憶中，曾講過這樣一個時代軼事：當時一個內地縣城裏的中學生，以擁有一本當時的禁書蔣光慈的《短褲黨》為驕傲，但一般書店裏是買不到這種書的，而在學校旁邊的一家布店裏卻能買到。因為這家布店的老板精通生意經，不知怎麼知道了《短褲黨》的暢銷，於是到上海進貨時就帶了一些回來。學生隻要買了他一定數量的布料就可以搭售《短褲黨》一本，據說他的生意竟因此興盛一時。遙想當時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一襲藍布長衫，腋下夾著一本《短褲黨》，便是那個時代的“前進青年”的寫照。
田仲濟先生在他的《田仲濟雜文集·後記》中，曾經回憶過像他這樣的年輕人當時的思想狀態：那就是在百業凋敝、民不聊生之時，即使像他這樣過去的“大家子弟”（田家在山東濰縣是大戶，曾有“田半縣”之稱，但當時已淪落到衣食難繼的程度。）也開始像阿Q一樣“要割他媽的命了”。即使出於尋找生活出路的考慮，也似乎“除了革命，沒有他路可走了。”所以，他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期間，就參加了左聯的外圍組織，從事“飛行集會”、“粉筆運動”等一類的革命活動了。本章開頭所引殷海光對三十年代的中學生的回憶，是有著相當的代表性的，總而言之，30年代占據主流的就是這樣一種純真的理想主義精神，這是一個為了救國、救民的“真理”、“主義”，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時代。整個時代也籠罩在一種進步主義的氛圍之中，像《申報·自由談》這種老資格、創辦於晚清時期、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副刊，其辦刊方針一向是中立、穩健的，主要是麵向市民階層。它的副刊，以前主要是登一些舊式的“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來迎合市民趣味。這時也不得不為了跟上潮流、爭取讀者，而改弦易轍，請左翼作家為他們撰稿，以求“不違時代潮流與以大眾化為原則”。新的《自由談》，以“描寫實際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隨筆雜感等”為主，很快得到了眾多讀者的擁護。編輯部“每天接到了許多來信”，對該刊的努力“讚許備至”，這使編者“又慚愧，又感激”，從而更堅定了新的辦刊立場：“我們以後當益加奮勉，務使本刊的內容更為充實成為一種站在時代麵前的副刊，決不敢以‘茶餘酒後消遣之資’的‘報屁股’自限”。而且《自由談》此時還演出了一場頗為引人注目的“腰斬張資平”的文案。它曾連載張資平的長篇小說《時代與愛的歧路》，已連載了101期，但因“接讀者來信，表示倦意”，《自由談》編輯“為尊重讀者意見起見”，毅然“停止刊載”，這說明連張資平這樣的新式“三角戀愛派”作家也同樣受到時代的冷落和排斥。魯迅、茅盾竟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子，重塑了副刊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難怪，國民黨的官方文人會酸溜溜地說“現在連書局老板都要靠他們（左翼作家）吃飯。”再如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誌，本是一個政治色彩較淡的純文學期刊，但魯迅的悼念“左聯五烈士”的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一般刊物都不敢發表，卻是在《現代》上首發的。被官方查禁一方麵會影響刊物的生存，另一方麵卻會增加刊物的銷量，擴大刊物的影響，塑造刊物的進步形象，30年代文壇的時代風尚於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