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範圍來講，30年代也是世界文化界的“紅色三十年代”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時爆發的嚴重經濟危機，使人們對資本主義製度產生根本懷疑；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卻絲毫沒有受到“經濟危機”——這種資本主義“瘟疫”的影響，經濟發展非但沒有削弱，反而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使當時的人們把計劃經濟當成了濟世的良方。在這種狀況下，羅曼·羅蘭等西方進步文化人士的訪蘇，又對蘇聯做了大量的正麵宣傳，由此更激發了西方世界的進步知識分子對於蘇聯的向往。以蘇聯為中心的第二共產國際在世界範圍內發揮的影響也日益增大，中國的左翼文學運動既是在“唯共產國際馬頭是瞻”的王明派左傾路線領導下開展活動的。這就使左聯的活動帶上了“蘇化”的共產國際色彩，如對於中日民族矛盾所引發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就采取了一種否定、回避態度，而更注重把鬥爭的矛頭對準國民黨當局。在中日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相互衝突之時，他們仍將階級矛盾置於首位。這從魯迅代表左聯所作的一係列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聲明中可以看出端倪。魯迅曾代表左聯，在答《文藝新聞社》問關於日本占領東三省的意義時，這樣回答：“這在一麵，是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仆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麵，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第一步。”左聯的這種立場顯然是從“階級矛盾”這個首要原則推演出來的，它不取民族主義的立場，是擔心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會掩蓋階級矛盾。但先生別致的說明並不能使人滿意，所以有《中學生雜誌社》再一次咄咄逼人的逼問：“假如先生麵前站著一個中學生，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魯迅是這樣回答的：“假如先生竟以‘麵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平心而論，先生隻是堅持了左聯的原則立場，按照當時共產國際的精神表態而已，但這種表態與當時一般民眾的情感反應有較大的距離。
假如先生能活著看到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現實也許會讓他反省他的表態的。特別是後一條約，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候，蘇聯置1924年的中蘇協議和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於不顧，為了自身利益，竟與日本簽訂了出賣中國利益的、相互承認“滿洲國”和“外蒙”的條約。這使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產生了很大的幻滅感，在大後方當時就激起了反蘇的遊行抗議活動。蘇聯在二戰中的某些表現，可以說是親手打破它自身所標榜的“共產國際主義”的“普羅神話”，他的一切行動都是從其自身的國家利益出發進行考慮的。與魯迅當年的選擇大相徑庭的是持有一種民族國家主義立場的作家，老舍在“九一八”事變後，失去了他一貫的平和與幽默，寫出了憂心如焚的“罵世之作”——《貓城記》。此作並無什麼深刻的思想，有的隻是一個中國人生存於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上的可稱庸常的生存常識而已，但這種源於常識的理性、天然的感情，有時也可補“主義論”者“深刻的片麵”之蔽。那種與平民相左的精英立場，慣於從唯理主義的觀念出發來進行判斷、思考，反而更容易使其陷入心造的牢籠之中，遠離生活世界的真實。這也是“啟蒙的辯證法”的一種吊詭體現。正如當時“九一八”之後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東北抗聯提出的口號竟然是“保衛蘇聯”，這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人是沒有什麼號召力的，所以其處境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這是當時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一種表現。二戰爆發前後，蘇聯鑒於變化了的國際形勢，在國內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左聯領導人馬上如奉“聖旨”，在中國也打出“國防文學”的旗號，並不與魯迅協商就宣布解散左聯。而這時的魯迅已是再不耐於做這種左傾路線控製下的牽線木偶，於是和胡風等一起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將左聯內部的衝突公開化了。隨之抗戰爆發，文壇上的“紅色三十年代”結束，進入了全民抗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