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文學也是政治對文學進行幹預、設計，並開始獲得對文學的支配性影響的時期。文學創作已經表現出由“個人性的自由寫作”，向“時代政治性寫作”發展的趨勢。左聯從蘇聯引進了時代“最先進的、主導性的藝術方法”，那就是“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其緣起是20年代後期，蘇聯文學理論界為了加強對文學的整肅和控製，試圖確立一種具有支配性和政治權威性的文學方法。當時在蘇聯文壇上居於領導地位的“拉普派”（俄國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提出了“為爭取文學和藝術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而鬥爭”的口號。法捷耶夫對此又作了進一步的闡釋，認為“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是無產階級“文學派的旗幟”，“是最先進的、主導的藝術方法”。1930年11月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在哈爾科夫召開代表大會，正式確認並推行這種創作方法。中國左聯是當時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一個支部，蕭三作為代表被派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因此這種創作方法也就成為了中國左翼文學的法定創作方法，在三十年代初得到了強力的提倡和推行。左聯執委會通過決議，認為：“在方法上，作家必須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觀察來描寫。作家必須成為一個唯物的辯證法論者。”而且在確定這種方法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其他任何別的創作方法的“反動”，應予廢止。所以它還提出“同時要和到現在為止的那些觀念論、機械論、主觀論、浪漫主義、粉飾主義、假的客觀主義、標語口號主義的方法及文學批評鬥爭（特別要和觀念論及浪漫主義鬥爭）”1932年4月，蘇共中央又否定、撤銷了“拉普派”，並對其提倡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進行批判，取而代之以“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中國左聯也馬上轉向，1933年11月，周揚在《現代》雜誌第四卷第一期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一文，剖析了“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形而上學的機械論本質，倡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並確立其合法地位。由以上分析可知，30年代文壇就是在這樣一種多元共生的活躍、複雜格局中，左翼文學異軍突起，取得其在文壇的支配地位，並製定、設立其自身嚴格的文學規範的時期。它代表著一種時代前進的趨勢，是一種“時勢權利”的化身，由此相比，國民黨當局雖掌握著“實存權利”，但也絲毫無奈它何。而且除它之外的其他文化、文學傾向也因此逐漸失去其存在的時代合法性。
第5章 “紅色三十年代”（3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