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乃夫，1917年生於南京，父親是一位中醫，在卜乃夫幼年時即去世，家道中落。他的童年時代一直和外婆生活在揚州鄉下。同徐一樣，他也有過一個遠離父母，缺乏來自雙親的關愛的童年。他在40年代曾寫過一篇散文《逝影》，其中就寫到揚州故鄉給他留下的童年記憶：“田園的黃昏是甜柔的、默默的、人行在蒼茫的泥塗上，似夜夢未醒，全身被一片迷離氣氛浸潤著，眼睛雖睜猶閉，遺忘了腳下的坎坷與崎嶇。夾道是淡金色的稻田，累累荒涼的墳丘，半畝長方池塘，圍以頹唐的衰柳。憔悴的柳絲在茫茫暮色中惺忪著。這些景物對於我是一幀讀熟了的畫，閉著眼我也能指出畫中一草一木的位置。”這是一幅典型的江北鄉村圖畫，對無名氏來說，既有溫情又並無奈的故鄉。它還殘存著舊的時代的田園詩的餘韻，但更觸目的是它在20世紀都市文明衝擊下所呈現出的頹敗和荒涼。這是一個閉鎖的、停滯的、保守的鄉村，無名氏在這裏接受啟蒙教育進了鎮上唯一的一所小學。幸運的是無名氏在這所小學裏遇到了一位好老師，他姓焦，清代著名學者、學術大師焦循的重孫。他擔任這所小學的校長。這位焦老師，年輕的時候感慨家道中落，一度浪跡江湖。在外地度過了他誌情如雲的盛年，再回到故園時，“剩下的隻是一把年紀和一顆沒有死的心”。他在鎮上辦了一所小學想在這個“龜不生蛋”的地方培植一些新的苗芽。這所小學設在一個村中的古廟裏。無名氏曾這樣描述這所小學的情形：“廟的青春早已闌珊，此刻正踏上它的暮年道路，灰白色瓦楞上點綴著淡褐色雀兒草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野草植物。屋脊上風調雨順墨跡，經粗野的風雨浸蝕，漫漶得難以辨別。隻有葫蘆頂還叨幸瓦全，心灰意冷的兀立於巔際，原有的生金色已被衝淡成遲暮美人最忌的枯黃。廟的外形的種種雕飾畫跡，也已匿跡，代替的是逝去歲月所留下的沉鬱。”由於焦校長和他的小學的存在這所古廟成為小鎮上新文化的大本營。卜乃夫在這裏上了四年小學開始接受新文化的教育。當小學生第一次把一個“比人頭大的”足球拿到廟外草坪上踢外時曾哄動一時，全鎮男女老收鄉民們把小學生都看成是“瘋子”，小學校就成了“瘋人院”，焦老師就成了“瘋人院院長”。足球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一個足球就激起了這凝滯鄉村的死水微瀾，這也是新文化在鄉土中國所遇到的普遍命運。焦老師和他的小學在鎮裏成為頑固勢利眼中的眼中釘、肉中刺，所幸焦老師以他堅韌不拔的精神堅持下來，直到三十年代抗戰前夕才被逼辭職。
無名氏生於南京，但童年時代卻是遠離父母在揚州鄉下的外婆家度過的。關於他的童年資料極少。但從他成年後寫給他的熱戀對象閔明珠的一封信裏大致可以推測，他的童年是寂寞的，是渴望母愛而沒有得到滿足的。成年之後他把這種對母愛的渴望投射到所愛的對象身上，希望能從愛情之中得到母愛的滿足，可見這種童年的寂寞對他的一生都有潛在的影響。他的信裏有這樣的文字：“媚，我從小就沒有完美的母愛，我從未完整的領略過完整的母親的心我多渴望有一隻母親的手來撫摸我啊！你，我的小母親能夠讓我做你的忠實的孩子嗎？我夢想有一天能再躺在搖籃裏聽你輕輕搖著我淺唱著搖籃曲，在那幸福的一瞬我願瞑目長眠在你的懷抱裏，從第一次和你談話起，我就張你身上呼吸母親的芳香常你的小嘴裏聽到母親的聲音從你的臉上看到母親的臉色，我如果真能夠成為你的孩子，此外對人生還有什麼需求呢？有了媚的母愛，我一切都有了。媚是我靈魂的靈魂，生命的生命，可是媚，我永恒的愛人，你願給我你的母愛麼？我，你的最忠實的孩子！”家中兄弟的眾多，幼時母與子的分離，15歲時又隻身遠離家庭赴北平流浪求學。青年時代又適逢抗戰離鄉背井，顛沛流離，罕能感受到來自親人的關愛和溫情。他的心是孤寂的，又是對愛有著熱烈的渴望的，這種無窮思愛的心性又使他對愛寄予極高的期望，這幾乎注定了他以後情愛經曆的崎嶇不平。與他的性情豪爽、交際廣泛可稱為“社會活動家”的二哥卜少夫相比，無名氏給一般人的印象是孤傲古怪、落落寡合、言語不多而又自負敏感。他的文風是熱烈狂放的，而他給人的印象卻是溫和而沉靜的。他與文學圈子裏的人很少來往、他的朋友或是豪放不羈的軍人、商人，或是特立獨行的藝術家，都有著很濃厚的浪漫氣質。
在揚州鄉下上了四年小學之後，卜乃夫回到了南京父母身邊，進入了中央大學附設的實驗小學學習。未畢業又考入南京三民中學（一說五卅中學），但因為拒絕聯考，兩年級退學，隻身到北平開始了他的流浪求學生涯。
北平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是中國北方的文化中心。那裏有國內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學，有藏書最多的北京圖書館，有一大批學界名流、知名作家在那裏，所以北京對於當時的年輕學生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他們抱著希望，從四麵八方來到古都北平，來圓他們的求知之夢、文學之夢，來尋找他們的人生出路。這條路上最著名的成功者有沈從文、丁玲和胡也頻等等。稍晚的還有姚雪垠。這條道路是異常艱辛、吉凶難卜的。失望、打擊、貧窮、饑餓、疾病始終伴隨著他們。初到北京的沈從文在走投無路的絕境中曾寫信給鬱達夫求援，而鬱達夫能給他指出的出路，則是去偷、去搶，否則隻好自殺。沈從文在京派文人的扶植下成功了，但這種成功的幾率還是極低的。15歲的少年卜乃夫加入了這個群體中，邁出了走上社會的第一步。
北平時代的卜乃夫表現出了極強的求知欲，除了在北平俄文專科學校學習俄語外，他還到北大旁聽。但他的主要時間都是在北京圖書館裏自修。他對文史哲都有濃厚的興趣鑽研了不少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為了學好英語，他曾下苦功背下一本英文辭典。總之這段時間的苦修，使他獲益匪淺，打下了他一生的知識功底。卜乃夫後來曾追述他在北大旁聽周作人講課的情景。當時的周作人在北大講授日本文學史和日文講座。他在“五四”時代的聲名，使年輕人多對他還抱有一種仰慕之情，無名氏就是慕名而至者。在民國三十四年的冬季，他特地跑到北大去旁聽他的課。卜乃夫曾在一篇文章中對周作人做了詳細的描繪：“鈴聲響過不久，教室門開了，我的心弦微微有點顫動，跨進一個中等身材以下而不算太矮的人，著一件米灰色布棉襖褲、黑色布鞋、光頭、白眼鏡，全身上下給人一種整潔樸素之感。他那時已逾知命之年，但並沒有老態，是個藹然可親的長者……他所預備的材料很多，口才也不錯，隻是紹興口音很重，雖然他自稱為京兆布衣，在古城卜居了二十多年。他講書正如他寫文章，除正文外還有不少插語。但他給我的最深印記，卻是躊躇不決，他未開口之前總要用手抓頭，考慮一下，開口時則有點吞吞吐吐。輔助語用的很多，正像他寫文章一樣，似乎恐怕一句話說出去，會成為一顆炸彈。”卜乃夫認為正是因為“躊躇病”已病入膏肓，難以快刀斬亂麻的作風做出決斷、擺脫困境，是他日後附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卜乃夫對魯迅則是非常敬重的，四十年代在重慶有過幾次紀念魯迅大會，卜乃夫都以記者的身份去采訪。1939年，魯迅逝世三周年當時重慶有十四個團體開會紀念他。卜乃夫去采訪，記錄了登時大會的情況。當時在紀念會演講者有邵力子，胡風、潘公展、王平陵等。比較有趣的是王平陵的演講。因為王與魯迅有過一些筆墨官司。王平陵所寫的一篇文章《最通的文藝》對魯迅有所譏諷，魯迅回敬了一篇《官話而已》（這兩篇文章都收入1973年版的《魯迅全集》卷四《偽自由書》裏）。所以卜乃夫不無幽默的說：歲月流逝，曾幾何時這位文藝界的勞來先生，指王也公開演說勸大家學習當年文敵的不妥協精神而向前奮鬥“這更昭彰的證明了先生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