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這段生活，對卜乃夫來說是終身難忘的，是值得懷念的。40年代，他在重慶的淒風苦雨中，又懷念起當時已淪入日本魔掌之下的北平：“聽著那沉鬱的雨聲，我不禁想起北平的大風沙之夜公寓裏的溫爐暖火。入冬之後，那座荒涼的城雖少雨，但夜長風沙大，最容易令一個江南客聯想起雨聲的。可是我的心突然抽緊了。我們不難想象，經過殘酷的搓揉與壓榨，這個有靈魂的大城的麵貌現在是變的怎樣可怕的歪扭了，那冷冷的廢宮門口的冷冷的跛石獅子，夜半也許在偷垂冷冷的淚”卜乃夫用詩的語言向人們描述他夢中的北平印象：“首先必須在我們麵前鋪砌一片金碧輝煌的琉璃瓦，一片懵騰騰如黃霧的風沙，一棵棵沒有盡頭的古槐，一群群靈活的燕子似的自行車”在纏綿的追憶中，卜乃夫憶起了宣武門那頭的那家有著濃烈的塞外風味的飯鋪，那座北海旁的北塔，金螯玉鶇橋想起了北平那悠長的夏日：“一根槐蠶的遊絲在長長的夏日中拖得長長的長長的”最後作者表達了對這座“五四”以來有著光榮的曆史的古城的期待；“三十年來，這座古城是與每個進步事象同呼吸的。在古城的衰老的身上塗染過數不清的猩紅鮮血與酸辛的眼淚，埋藏著無數善良的熱情語句與悲憤的吼聲。不要看輕他是如一株老樹樣衰頹而佝僂了，時候來了正與過去許多次一樣，這株老樹會變成一條年輕而憤怒的紅龍，周身滿塗紅血，它將引頸長嘯發出令統治者發抖的咆哮！我們期待著這偉大的咆哮！”這首優美而又高亢悲壯的散文詩，當時曾在電台上播出，轟動一時並被選入了當時的中學語文課本，顯示出作者驚人的藝術才華。
無名氏自幼喜愛文學，16歲高中快畢業那一年，曾寫了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及其他短篇小說載於刊物。翌年起更在天津大公報《小公園》及北京南京刊物上寫稿，借筆耕貼補生活。甚受《小公園》副刊編輯趙惜夢的愛護。但這段時候，卜乃夫的文字還非常稚嫩，直到1937年寫成的短篇小說《崩潰》，文章才大體成熟。這篇小說也是收入《無名氏全書》的第一篇小說。這篇小說主要表現的是一種先覺者孤獨和反抗，頗近於“莽原社”諸人的作品，張揚的是一種對於黑暗社會的激進反叛情緒。作為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無名氏的思想這時還沒有定型，但左翼思潮對他還是有著相當的影響的。他當年拒絕中學聯考，離家出走的動因，就與當年所讀的馬克思主義書籍的影響。李季的三巨冊的《馬克思傳》對他影響尤大。據他晚年的回憶：“從樂育中學時代起，我思想開始左傾，到了三民中學，左傾達高峰。這才反抗聯考、罷讀。赴北京那年秋天，我又念俄文專科學校，這更證明了我的‘左’。在圖書館看了上千本書後，它們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馬列一派書，也有胡適的書，也有張東蓀的《唯物辯證法中檢討》的巨書。這樣我原先的左傾思想便取得自由派的平衡。感情上我左傾，理智上我對左派和自由派則保持客觀研究、比較。”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年卜乃夫剛滿20歲，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他離開家鄉，積極投身到了抗日戰爭這一民族求生存的神聖戰爭中去。後來隨戰事的推演，輾轉到了重慶。重慶這座雄奇美麗的山城，成為國民政府戰時的陪都。在重慶，卜乃夫先後出任藝文研究會編譯員，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幹事（審查員）、香港《立報》、新加坡《星報》、爪哇吧城《新報》駐重慶特派員和重慶《掃蕩報》記者。他積極投身於抗戰之中些了大量的關於抗戰的新聞報道。頗受當時新聞界同行的重視。同時他還積極從事文學創作發表了在當時有一定影響的散文詩《薤露》、《火燒的都門》等激昂慷慨的抗戰詩篇。其中最著名的當推獻給八一三全體死難將士之英靈的《薤露》全文洋溢著一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的激情一種對死難將士的熱烈的愛和對侵略者的強烈的恨，當時曾在電台上向全國播出，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他在文學界真正立足成名，則是在1943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1943年的大後方，《北極風情畫》和《塔裏的女人》使他一舉成名。而他發表這兩篇小說使用的筆名“無名氏”，則一直沿用到他去世。
與徐相比，卜乃夫是一位入世較深，生活態度也更積極、執著的一位作家。從他的小說處女作《崩頹——素描尼采的最後畫象》所表現出的情感傾向來看，他隸屬於五四時期個性反抗的文學傳統。雖然這種文學在“紅色三十年代”已是強弩之末，被左翼文學擠向邊緣，但還有“莽原社”高長虹一類的作家在堅持這種對社會、文化的“超人主義”的蔑視和批判，無名氏和他們應該可以說是情趣相投的。小說所寫的是尼采入瘋人院喪失理智之前最後階段的那種心理意識活動。在經曆了大寂寞、大苦痛、大絕望的人生之後，尼采變得“酷愛黑暗，它裏麵泛濫著曄曄的芬芳，洋溢著天鵝絨似的溫暖，輻射著幽秘的紫色火焰，他竦惶的但不可抗拒的擁抱它，每枝血管幽咽著一泓甜靜……”這種對黑暗的酷愛實質上是對一種死亡的寧靜的渴望。他並不是一位出於天性的“愛黑暗者”，隻不過是因為“光明於我何所有——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來，未來的未來才是我的哪！”在他所預言的虛無縹緲的超人時代到來之前，他隻能永遠待在這種精神的黑暗之中。這種孤獨的先覺者的痛苦在五四一代人那裏是深刻地體會到的，因此他對於時代社會的詛咒也就能引發一代先覺者的情感共鳴。無名氏在這裏集中渲染的也正是這種不被理解的先覺者的憤怒：他（尼采）從未這麼氣憤的憎惡過一切：這比北極還冷的社會，比金鋼鑽還頑固不化的“學者”們，比驢子還愚蠢的知識分子……他喃喃惡詈著基督、瓦格納、野蠻的德國文化界，歐洲的陰柔主義——然而，他感到空前綿延迤邐的寂寞。無名氏這種同尼采相通的個性反抗情緒很快因抗戰的爆發而轉向。抗戰開始，無名氏正是20歲的青年，他熱情地投身到了抗戰激流之中，創作了一係列真正意義上的抗戰文學。最典型的當屬他的長篇散文詩《薤露——“八·一三”三周年謹獻給全體死難將士之英靈》。這篇散文詩首先在國民政府的中央電台播出，產生過廣泛影響，以至於到60年代，台灣要拍淞滬抗戰的影片，還有當年的熱心聽眾力主采用這篇散文詩作為電影的畫外音。這篇散文詩所表現出的對抗戰烈士的感情是非常真摯動人的：“你們，中華大地的兒子，爭祖自由的戰士。你們，最最忠勇的，最最善良的，最最親愛的，清靜靜的，靜靜的，靜靜地安息在地下。地下是刻骨的寒冷，千種的淒清，沒有路，沒有光，沒有城市與山林，沒有野蠻與文明，長年陪伴你們的，緊緊擁抱你們的，隻有黑暗的泥土”。這種對於死亡之後的可怖景象的想象，恰恰從反麵映射出了生命的美好，人間的可愛。而這正是卜乃夫這篇祭悼文的獨到之外，從熱愛生命的立場上反證出自動地獻出生命的死難將士的犧牲的偉大。“堅貞的中華之子，犧牲的象征嗬！你們是以犧牲為歡樂的源泉，所予的何其多，所取的何其少？當你們還未走到地下，而奔馳於大地時，你們就戴著犧牲的冠冕，穿著犧牲的衣服，從迤邐數千裏的長白山起，到旖旎的海南島上，無休止的流著血。月光是恁般嬋娟，海水是恁般綺麗，玫瑰是恁般芳香。為了祖國的青春，民族的青春，你們拋棄了自己的青春。世界是恁般芳香，你們都是年輕的，豈不知在綠幽幽的籬牆下，有軟綿綿的溫柔手臂在期待剛強的一握？然而，你們拒絕了，為了祖國”。它與抗戰八股文的區別所在，就在於它立足於一種人道主義的溫情立場之上來看待“犧牲者”，他沒有把這些死難將士拔高或貶低到一種生就是為了死的沒有人的情感和屬性的兵蟻的位置，沒有停留在滿足於以殺身成仁來概括的道義化的人生意義上，而是把他們當做和自己一樣的人，一樣年青的生命來對待，在他們還沒有享受到人生應有的快樂和幸福的時候生命就戛然中止了，這種不正常的死亡所帶給人的悲感就要比自然死亡要沉重得多，因而也就更是有一種生命的悲劇意味。惜乎這種表現出對人的悲憫、同情、理解的文學在此後眾多的表現犧牲者的戰爭文學中幾乎曲終奏雅了，在解放後的戰爭文學中，我們隻能在茹誌鵑的《百合花》中朦朧地感受到作者那種掩抑不住的生命的悲感，它是由一位18歲的小通訊員的死引發的，雖然那是一個對人性、人情諱莫如深的年代，但麵對一個熱愛生活的青春生命的死亡仍不能不叫人為之動容。從人性人情的角度來敘事、抒情，別現時代生活中的個人感受、個人體驗是卜乃夫小說區別於當時主導文學傾向的一個重要方麵。他的前期小說《海邊的故事》、《日耳曼的憂鬱》、《露西亞之戀》都取材於社會現實生活，但卻都超出現實層麵表達出一種浪漫主義的個人情感，通過一種獨特的個人命運，個人情感經曆來揭示一種人性的普遍狀態。《海邊的故事》從寫實層麵上來看寫的是一位抗日誌士在東北的坐牢經曆。但作家的興趣所在顯然不在於反映現實、塑造人物，而是寫人對於自由的渴望以及失去自由所帶給人的巨大痛苦。主人公李因宣傳抗日被送進監獄受盡折磨，但他卻頑強地忍受下來，從沒有掉過一滴淚。但當他被關了三年之後第一次被放出來到監獄門口去拔草時，他卻被門外的美好的春天景色所震撼，撲倒在草地上，完全喪失了情感自製能力：他像最虔誠的基督教徒看見靈幻的耶和華站在雲端似的，不能抗拒的匍匐到青草上麵，吻著青青的草與草下麵的泥土，這是人們的泥土，而我不過是一個被拋棄在撒哈拉沙漠上的囚徒……我狂吻著，我狂吻著，眼淚不由自己地衝瀉出來，潺潺如清泉，衝瀉出來，不斷衝瀉出來，我哀傷得眩暈過去。他被獄卒痛打了一頓，罵他裝病不做工，將他又關進了牢裏。他在牢裏寫出了一首歌頌春天的長詩，這首長詩被發現送到了管理囚徒的科長那裏。他準備好接受最嚴厲的懲罰，但這位偽滿官吏竟也為這首長詩所感動了，他眼圈發紅對李說：得，我這一遭不處分你，以後你可得特別留意，別再寫這一類玩意兒，你該明白，一個囚徒是沒有春天的，是的，囚徒沒有春天，沒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