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通過講述這樣一個硬漢子的情感隱私（三十多年來的惟一一次流淚經曆）來揭示自由對於人的可貴的，知道了這一點之後，人們也就可以理解中華民族抗戰的意義，個人自由和民族自由在無名氏這裏是完全統一的。《露西亞之戀——一九三二年發生在柏林深夜的故事》是一個未完成的長篇片斷，小說中最感人的地方在於它寫出了十月革命後流亡國外的白俄對於俄羅斯母親的那種深沉的眷戀和懷念。小說中的主人公金隨東北抗日義勇軍流亡到了德國，在一個深夜來到一家俄羅斯流亡者聚集的咖啡廳。這些俄羅斯流亡者聽說金是經俄羅斯來到柏林，紛紛向他詢問故國的情形。他們關心的不是政治是非這樣的重大問題，而是一個個看似瑣碎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莫斯科郊外的草發芽了嗎？街上賣花女郎還和從前一樣多嗎？伏爾加河早開凍了嗎？政府發的麵包夠不夠吃？等等，正是這些提問直刺入同是流亡者的金的心中，使他流下了眼淚。這種思鄉之情是埋藏在心底和血液中的最內在的感情，它足以融化一切政治上的歧見，而溝通同屬於一個文化血緣的民族感情。相對而言，《日耳曼的憂鬱》就寫得不太成功，它是譴責德國法西斯的“排猶主義”的，由於這種創作意圖太明顯，以致小說情節就成了對主題的圖解。它寫上海一家德國公司的總代理培爾因妻子是猶太人，迫於國內法西斯分子的壓力，不得不與深深相愛的猶太妻子離婚。妻子不願連累他，答應離婚，但不久自殺。他感到極大的良心上的負疚，最後也自殺身亡。令人感到突兀的是，無名氏將這個事件最後歸結為西方文化的衰敗，奇怪“那個蓄著卓刻林式的小胡子的日耳曼英雄，為什麼不學學神秘的中國人呢？”這自然與斯賓格勒的那本《西方的衰落》的書有關，年輕的無名氏認為“當代一個最偉大的德國預言家說得最中肯：西方已經開始凋落了，人們應該把視線射到古老的東方來！”法西斯主義並不能代表西方文化或者說它代表西方文化中的自殺衝動，西方文化自身尚有抗衡它的宗教傳統，它至今也沒有顯示出它的被預言的“凋落”的衰象來。而無名氏則出於一種東方情結過分看重了斯氏的預言。但斯氏的這本書也催發了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民族主義精神，擺脫或減輕了“全盤西化論”所帶給中國人的文化自卑感，開始在抗戰這樣的艱難歲月中，倡導中華民族的“戰時文化重建運動”。
可以說，《北極風情畫》和《塔裏的女人》問世前的無名氏的創作基本上屬於一種“時代寫作”——“抗戰文學”，無名氏是以他的創作盡到了他對於時代、民族的責任的。但他逐漸不滿於這種緊貼時代的寫作方式，認為其中缺乏真正的美的質素和恒久價值，與他的個人性情也不太契合。他的興趣開始轉向一種形而上的哲思、愛與美的探究，個人性的浪漫主義傳奇以及其超現實的奇幻色彩吸引了他注意力，於是就有了《北極風情畫》和《塔裏的女人》的轉向。這個轉向不是一次上升、更像一種回落，回到一種人性的、世俗生活的基點上來進行超越，這種回落使他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這並非是他的本意，他隻是籍此找到了一種新的上升的依托，所以後來才有他的《無名書》六卷的再一次飛躍。
從個性氣質上看，徐和無名氏有較大的不同，徐傾向於理智和感情的協調平衡，較少狂熱，不走極端，更接近於中庸平和、溫文爾雅的紳士作風。而無名氏則更為熱情、更為狂放，更具有理想主義精神和浪漫激情，一旦他選定一條道路，認準一種道理，就會義無反顧、無所顧忌地走下去，百牛莫挽。無名氏具有一種西方積極浪漫主義的英雄氣質，他與徐地相同之處，在於兩人都持一種“愛與美”的人生理念，但徐的中庸式的自由主義立場，使他緩解了與外部現實緊張和對立關係；而無名氏的道德理想主義激情卻是他強化了與現實對立和衝突，後來最終以他的《無名書》六卷，改變了他的成名作《北極風情畫》等給人們留下的主情、唯美、優雅、浪漫的審美個人主義形象。
第二章 “夜”的神秘與“靈虛”之美
時代之貧困不光是因為上帝已死，而是因為終有一死者甚至連他們本身的終有一死也不能認識和承受了。終有一死的人還沒有獲得到達他自身本性的所有權。死亡遁入謎團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藏起來了。
——海德格爾《詩人何為》
我期待人靜，我期待天黑，我期待燈滅，我期待混沌的宇宙複歸它原來的死寂，我生命在黑暗中曾經清楚，在這希奇的光明中反而叫苦。
——徐《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