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夜”與“晝”在審美上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呢？白天是世界的敞開，夜是對世界的遮蔽，正是因為夜的遮蔽，才敞開了人的想象，使之甚至比白天可視可辨的審美對象更豐富而精彩，因為它可以完全不受白天那些清晰可辨的審美對象的規定和限製。因此，日本美學家今道友信甚至認為，藝術的美必須在夜晚之中，才徹底呈現，他說：“在夜晚那顫動的燭光中，佛陀或基督臉上那固定的皺紋顯現出遊移的樣子，晃動的影子使雕塑的麵部現出了生機。隻有在這樣一種氛圍裏，佛陀和基督才猶如活著一般，微笑著和我們交談。女子雕象上固定的衣褶也會在黑夜的飄逸和來自燭光的暗影中栩栩如生。”夜晚是藝術生成、拓展和提供審美體驗的時候，因為在白晝人們是以幾何透視的方式測量對象，但測量不是欣賞，欣賞需要一定的空白和模糊，才能有精神的注入和精神的拓展，才能進入審美層次。
在海德格爾那裏，“太陽”代表著揭示一切，算計一切的曆史理性，同時還象征著一種空間意義上的“世界”。太陽不僅照亮此一事物，它同時還照亮此物與彼物之間的聯係。由此，大地上的萬事萬物就被納入與大地相對的領域“世界”。“世界”是陽光在大地之上的一件得意之作，它使大地上的一切都敞開了，成為一個日常喧鬧的世界，一個被實用、功利理性所主宰的世界。而夜的寧靜、朦朧和神秘則解放了人的想象力和感受力，讓人發現白天所沒有的另一種真實。於太陽的熾熱和強光之外，另辟一個清涼幽邃的世界，一種月光下的詩意，一種黑暗中的神秘。徐和無名氏所鍾情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太陽”-白天的世界之外的“月亮”-暗夜的靈虛之境。那麼夜與晝在“新浪漫派”這裏又有些怎樣具體的時代的內涵呢？根據其話語產生的語境和其基本價值取向來看，新浪漫派的文學話語是一種與追求光明的、倡導革命的、關注社會的、表現時代的主導文學話語不同的一種個人話語。時代主導話語可稱之為一種“白天的話語”，它是一種真理之光的照耀下誕生的文學，它使一切都明晰化，功利化了，成為一種理性的、意誌的、否定和批判性的文學話語。而“新浪漫派”則可稱為一種夜的話語，它是個人的、情感的、夢幻的、神秘的文學話語，表達的是一種月光下的詩意和黑夜中的遐想。在其時代語境中，“白天”的文學具有一種趨光的熱情和樂觀，熱烈地擁抱所是，激烈地抨擊所非，顯示的是一種覺悟者、解放者、奮鬥者姿態；而“夜”的文學則是一種逃脫了強光之後的靜謐和悠然，一種執著於愛，沉迷於美的對於非現實境界的迷戀，以及一種旁觀者、做夢者、出世者看待人生和世界的態度。夜和晝雖然是對立的，但也是互補的，正如理性和非理性的結合，才構成了人的完整的本質一樣。
進而言之，“新浪漫派”對“夜”的鍾情和體味，正是一種對於世界和人的存在中的“幽玄意識”的表達和強調，所謂“幽玄意識”也就是世界不透明的意識、人的有限性的意識。這種意識表現在對於存在的理解中，就是強調存在就是陰暗、不可知的“陰”和顯明、可知的“陽”之間持續的交互作用，它是一切創造得以展開的場所。對於時代的主導話語而言，世界和人的不透明性、有限性都已不再存在，它表現出一種高亢昂揚的樂觀主義精神相信已掌握了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因而表現出一種能動的創造曆史的信念和使命感。它代表著的是“現代性”文化中的“理性主義”精神，對社會進行一種合理性化的設計和改造。在蔡元培的理性主義烏托邦小說《新年夢》中，人隻是一種生物意義上的存在，滿足其一切生理需求就可以了，不必再問其他，所以，最後人的姓名的存在也無必要，改用了數目字對人編號，沒有家庭、沒有私有財產，也就最終消除了一切社會罪惡，剩下的就是徹底征服自然，讓自然服務於人了。而“新浪漫派”所強調的恰恰就是世界、存在的不可知性和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夜”也正是這種世界、存在的不可知性的代表，而“死亡”正是在提醒他作為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相對於人的生物性的存在，他更關注於人的精神性的存在，屬靈的特性，人的存在的精神維度。所以相對於理性主義者所描繪的涇渭分明的客觀世界，他強調的是世界的神秘和幽暗以及世界與人共在的詩意和和諧；相對於對社會平等和公正的關注、進行徹底的社會改造的理想，他們更關心的是個體的自由、心靈的歸宿以及人作為存在的“守護者”而不是作為“征服者”的“詩意的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