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逸與沉重之間：“現代性”問題視野中的“新浪漫派”-第11章 “夢的真實和美”

李歐梵先生在談到中國文學中的現代性問題的時候，說中國現代文學中缺乏與社會現代性相對應的審美現代性，這是不周延的判斷，五四時代就有李金發，三十年代有“頹廢派”和“新感覺派”等等，像沈從文、徐、無名氏就可以稱為這種審美現代性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代表。隻是與現代文學中的主導傾向相比，顯得比較貧弱而已。徐似乎對流浪者、流浪生活有著特殊的鍾愛，他寫於50年代的長篇小說《江湖行》就著重寫了流浪藝人的生活，一個中國式的吉普賽部落的愛恨哀樂。徐先生本人又何嚐不是這樣的一個流浪者，他有過三次婚姻，可以說曆盡了情海的風波；在政治上，始終是一個非組織的人，一生未加入任何黨派，卻在50年代就入了英國藉，成為現代作家中的入外國籍的第一人。徐在晚年，曾對其時代做過這樣的回顧：“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在動亂的中國長大，所遭遇的時代風浪，恐怕是以前任何中國人都沒有經曆過的。我們經曆了兩次中國的大革命，兩次世界大戰，六個朝代。這短短幾十年功夫，各種的變動，使我們的生活沒有一個定型，而各種思潮使我們的思想沒有一個依賴。”其結果是“我同一群像我一樣的人，則變成這時代特有的模型，在生活上成為流浪漢，在思想上成為無依者。”晚年的徐似乎已意識到“愛”和“美”的信仰並不足以成為人的可以安身立命的信仰，所以他皈依了宗教，成為受洗的基督徒，不期然應了克爾凱格爾所描述的人生三個階段：即由“美學生活方式”到“道德生活方式”直至“宗教生活方式”。他晚年的創作《彼岸》、《時與光》就帶有了濃厚的宗教色彩。